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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廷铨及其入仕——兼谈清初入仕汉官之处世心态

    (文:郑娟)

    摘要:孙廷铨在明亡之前已考取进士,并且已经成为明朝一地方官。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他辞官回家等待时局的好转。在清军入关后,他回应清初统治者的用人政策而晋京赴任,并且深受赏识而仕途极顺,这充分体现了其高明的处世之道。孙廷铨的个案是清初入仕清廷汉官的一个典型,研究孙廷铨的生平与入仕,对于研究清初入仕汉官的心态与为官之道无疑有一定意义。

   

    孙廷铨 (1613~1674),字枚先,又字伯度、 次道,号上亭灌长氏,益都县颜神大街 (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大街) 人。明崇祯十二年 (1639年) 考中举人; 翌年成进士,任大名府魏县令; 越年调抚宁 (属直隶永平府),又改监纪推官。 此后告假回家。顺治元年 (1644年),授天津推官。二年,以巡抚雷兴荐擢吏部主事,历郎中。与曲沃卫周祚同官文选司,有声於时。累迁左通政。十年,擢户部侍郎。后改兵部,擢尚书。十三年,调户部。十五年,调吏部,加太子太保。清康熙二年 (166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入参机务,在任一年多,告病请归。清康熙三年 (1664年) 冬,他回到故乡,居家十年,谢却宾客,专意著述,于清康熙十三年 (1674年) 9月逝世,谥文定。 著作有《南征纪略》 2卷、 《颜山杂记》 4卷、 《沚亭删定文集》 2卷、 《汉史臆》 、 《琴谱指法省文》 等。

    清王朝建立之后,作为之前已是明王朝地方官员的孙廷铨,他既没有选择宁死不屈,舍身成仁; 也没有选择隐入山林成为遗民; 而是在清朝统治者下诏开科取士,召原明朝官员授职录用之后,参加了清廷的考选,接受了官职,并且一直官运极顺。清初,孙廷铨的声名并非非常显赫,但作为历经明、 清两王朝的士人,其入仕清廷为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在于通过孙廷铨的入仕,折射出明清之际这类士人的入仕心态和为官之道。

一、 家族背景

    孙氏家族的最初几代人是不读书不识字的,族谱显示其中一先人竟连学名大号都没有。 明朝,人以籍分,孙氏先人当属 “匠籍” 身份,归宫廷中 “内官监” 管辖,主要是在颜神镇为明宫廷监造琉璃产品进贡朝廷。 一直到第六世孙延寿即孙廷铨曾祖父时,孙家的社会地位才有明显变化。 孙延寿开始读书,并且经商。 据地方文献资料显示是孙延寿承继了孙家的匠籍身份,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年),颜神镇琉璃业创建炉神庙,他是主要的发起人。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他又组织了颜神镇琉璃业第一个行业组织——炉神醮会,掌管炉神庙中的建醮祭祀活动。又孙廷铨 《颜山杂记》 中也可以看出,孙廷铨确实亲自督视炉工为宫廷监制青帘之类的琉璃贡品。 明末清初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封建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很大程度上受到封建特权的控制,和封建政权有千丝万缕飞联系。 作为商人,要想发财必须和官府搞好关系,商人子弟若能中举做官,经商则更能大大便利。在中国传统社会,入仕为官则名利双收。 在这样的思想下,孙延寿的两个儿子在其严格教育下都曾在外设馆入幕,并做到了县丞、 教谕、州训导之类的官职。这虽是小官阶,但却使孙氏家族此后跻身于士大夫阶层,而非一般的匠籍身份。此时的孙延寿也已经成为颜神镇有头面的人物之一。据 《颜山孙氏族谱》,此后,孙氏家族多与众多子弟跻身官场的赵氏、 张氏等家族联姻,官宦之家世代联姻,很大程度上使孙氏家族越来越有影响,从而也使孙氏家族日益昌盛。孙廷铨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有从商背景又有为宦氛围之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年) 出生。 既商又宦的家族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孙廷铨日后的为官之道。

二、 处世态度

(一) 明哲保身

    孙廷铨幼年入私塾,明崇祯庚辰 (1640年) 成进士,授大名府魏县令。 第二年调抚宁。 此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声势已经越来越大了,并且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明朝统治,全国一片混乱。此时的孙廷铨为了避免和明王朝一同覆灭而及时告假回家。 从而及时避开了与农民军的正面冲突而得以保身。随着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的推翻,清王朝建立了。在反清复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形成蔓延全国之势的情况之下,清统治者要想真正成为中原王朝的主人,更好巩固其统治,就很有必要用种种手段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并希望而得到一定的拥护和支持,以瓦解汉族人民对清政权的仇恨和反抗,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于是,清顺治初年,清统治者下诏开科取士,同时召原明朝官员授职录用。在此形势下,孙廷铨进京,授天津推官。 二年,以巡抚雷兴推荐,擢升吏部侍郎。自入清朝为官后,受宠备至,直至历任户部尚书、 兵部尚书、 礼部尚书,为顺治帝器重而加 “少保” 。 正如冯溥① 《孙文定公墓志铭》 中 “两朝殊眷,恩礼兼隆,君臣之间可谓始终无间矣!” 在顺治帝死后,孙铨则为了报答顺治帝的赏识,“率九卿上请举大礼疏,及议大行皇帝谥号,” 其曰: “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于开创。宜谥为高皇帝。 ” ②众大臣赞成,而鳌拜反对,随定谥号为章皇帝。 此时的孙廷铨以父母年老及患重病为由,再次 “请急归省”,因为他看到朝廷正处于改朝换代之时,政局极其不稳,及时离开北京躲回家乡,不失为上策。

    在颜神镇家中住了将近一年,孙廷铨于康熙元年假满回朝。并且于二年五月拜内秘书院大学士,入参机务。可在这个大学士官衔的位子上,孙廷铨只干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以“素患怔冲之疾” 为由,再次 “以病请归”③,并且这次是辞职不干了。 康熙三年冬,五十三岁的孙廷铨又回到了颜神镇,此后居家十年,谢却宾客,专意著述。 乃至拜相,位极人臣,却告病请归,这其实是孙廷铨面对朝廷中的权臣倾轧做出的不失明智的举措。此时,清廷政局并非稳定,因为康熙帝冲年践位,国家大权主要由索尼、 鳌拜、 苏克萨哈、 遏必隆等辅政四大臣执掌,并且权臣鳌拜擅长玩弄权术,在四大臣中逐渐取得首脑地位。鳌拜当政,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孙廷铨不能与其分庭抗礼,只能归省。 为了避开与鳌拜的激烈冲突,身处宦海的孙廷铨放弃高官厚禄而急流勇退不失为其人的政治经历与士人传统的生存哲学。

    纵观孙廷铨的一生,历宦明、 清两朝。入清后由府衙推官一路青云直上,到后来几乎每年都有升迁,康熙初年拜内秘书院大学士,一品之外更加光禄大夫、 少保殊荣。 可见,孙廷铨的为官处世是极其高明的。 特别谨慎,并且擅于巧饰是其官运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从 《抚宁县志》 中对孙廷铨的评价 “沉静寡言,吏胥不能窥其涯矣” 可见其人是有一定城府的。孙廷铨的淡然处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消极的,是在逃避,但也正是这种所谓的淡然蕴含着他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

(二) 尴尬心态

经历明末的农民起义,看到了满洲贵族的残忍,朝廷的更替,政权的更迭,时局的动荡,严峻的社会危机,置身明清之际这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出应世务自然失节之举,孙廷铨不能不体验着选择的艰难。但面对物质极度匮乏,也正是谋生这一现实的课题,使孙廷铨这类士人的思想参与着特定时刻的选择。当面对具体的谋生手段的问题时,他们难以回避或者也无意回避与当道的交涉。随着时间向前的推移,这种意识无疑也有助于士人在新的王朝格局中找到其位置。 而如今作为清的一官员,回望明代,孙廷铨的感情无疑是矛盾复杂的。

虽然在任职期间,奉旨勤慎,关心民众,上疏极多,诸如《请查垦荒疏》 、 《请兴屯政疏》 、 《条奏委署官员疏》 、 《代某御史草条陈六事疏》 等,并且由于一直得到顺治帝的赏识而尽职恪守,表现得对朝廷一片忠心,讲究儒礼,以 “恭慎” 出名,虽不能明言,但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并非苟且之辈。孙氏家族以 “匠籍” 身份在颜神镇为明代宫廷监制琉璃贡品,自洪武之初,而清朝建立后,于顺治二年废除人籍制度,从而孙氏家族的琉璃制造业也不得不宣告结束。在其著作 《颜山杂记?物暴》 篇中,关于虎和野猪的记载,读过之后,不难发现其实是作者借助虎和野猪感慨人事。另外《颜山杂记?物产》 中关于琉璃贡品的描述,一定程度上也是怀念明代孙氏家族在社会上的光环。 此时,作者的心情不能不是悲凉复杂的。

而孙廷铨死后的装束更明显体现其内心还有对明朝的眷恋这一情结。清统治者以衣冠发型的强制改换,作为征服的标志,而明人毕竟把先朝衣冠之类看作该朝的标志,从而使易代之际的士人以此为耻,他们以衣冠作为表达政治情绪的符号。孙廷铨在世时候,穿清朝马蹄袖,死后仍要求从前朝装束,青衣入殓。这也正体现了清初士人之中政治意味极浓的“生降死不降” 一贯说法,纵然也是士人民族气节的一定表现。现实的生存条件和政治机制要求他必须有话不能明说,这也是其在从政中对政治的洞察。

三、 小结

    在明清之际,孙廷铨虽然感愤时局,但并没有抱定 “君亡与亡” 的决心。在清军入关后,他既没有舍身成义,也没有隐入山林,而是选择了新主来投效。孙廷铨的选择也是明末清初之时,一批士人面对明朝的确已亡的事实,他们不得不被迫重新选择角色,并且这批士人因忠心新主而很快得到重用,仕途顺利。

    明末清初的士人经历了民族存亡的悲痛,国家发展的忧虑,从而使其人格特质具有忧郁色彩。而仕途在封建时代无疑是士人的一条合理的社会出路。 从王夫之 《传家十四戒》 谈到关于谋生手段时 “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 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几种职业的等级次序,很显然,士在当时占首要的位子。 “生计惟艰”的贫困和“士惟有成” 的社会压力,更加深化了清初士人对仕途的向往。同时,对自身生计的关注,使他们的利益观念强化,他们可以为了更大的自身的利益而特别谨慎,并且擅于巧饰。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既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焦虑,又有乱世中无所适从的无奈与尴尬,他们的心态无疑是多层次与多元化的。

在为官期间,孙廷铨之类的士人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结束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并帮助清朝统治者制定相关政策,尽快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实现民族统一做出了积极作用。

 

注释:

①冯溥 (1609—1692年) .青州益都人.顺治三 (1646 年) 年进士.历

任庶吉士、 编修、 宏文院侍讲学士.官至刑部尚书.

②清史稿.卷二百五十 列传三十七.孙廷铨传.

③淄博石刻.P167. 冯溥.孙文定公墓志铭.

参考文献:

[1]孙廷铨.沚亭删定文集.齐鲁书社,1997 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王士禛.带经堂集·孙文定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3]孙廷铨.颜山杂记.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年版.

[4]车吉心.齐鲁文化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范跃进.齐地历史名人下册.中华书局,2003 年版.

[6]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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