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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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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第 4 期 (总第 189 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tudy & Exploration No. 4，2010 Serial. No. 189 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张 卫 东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武汉 430077) 摘 要:关于唐代文学家孙逖的籍居之地，学术界有两种比较通行的看法:其一，认为孙氏为“潞州涉县人”即今河北涉县人;其二，认为他是“博州武水人”即今山东聊城人。以上两种说法其实只是祖述成说，并不是太准确。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唐代名臣颜真卿所指出的，孙逖祖籍博州武水、中迁潞州涉县、最终实际上是以河南巩县(洛阳)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说法，更加符合孙逖的实际生活状态。关键词:孙逖;籍属;考释中图分类号:I206. 2;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 462X(2010)04 - 0199 - 04 一、问题的提出盛唐诸大文儒中，孙逖为其重要一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氏实为唐代儒学复兴及古文运动之先驱。唐代名儒颜真卿评价孙逖在古文方面的功绩时指出: 汉魏已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学。是以沉隐侯之论谢康乐也，乃云灵均已来，此未及睹;卢黄门之序陈舍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 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运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仆射孙公乎? [1]3415 笔者认为，颜氏之论甚为精当，实可许其为评述孙氏对唐代文学发展所做贡献之确论。迄今为止，对此重要之人物，学术界对其籍贯的认识却颇为模糊。寓目所见，有关孙逖之研究，论及孙氏之籍贯，以祖述两《唐书》所载居多，或以“潞州涉县”为是，或论“博州武水”称韪，而于颜真卿所提出的“河南巩县”说则甚少关注。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对其籍属实有进一步考释驳正之必要。二、关于孙逖籍贯的三种说法孙逖，生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享年 65 岁。关于孙逖之籍贯，诸史所记颇收稿日期:2010 - 03 - 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基金项目成果之一(2009JJD0770026) 作者简介:张卫东(1971-)，男，河南正阳人，编辑，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为纷杂，故难以肯认。因为唐代政区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动之故，故考察孙逖之籍属，则其生卒年月当为参考依据之一。根据史书记载，孙逖籍居之地大抵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曰“河北涉县”说。今河北涉县，唐代为潞州所辖。《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孙逖传》记载:“孙逖，潞州涉县人。”潞州，唐代为大都督府，隋上党郡，“武德元年，改为潞州，领上党、长子、屯留、潞城四县。二年，置总管府，管潞、泽、沁、韩、盖五州。四年，分上党置壶关县。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为都督府。贞观十七年，废韩州，以所管襄垣等五县属潞州。开元十七年，以玄宗历职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仪、石、沁四州。天宝元年，改为上党郡。乾元元年，依旧为潞州大都督府。旧领县五……天宝领县十。”天宝中所领 10 县为上党、壶关、长子、屯留、潞城、襄垣、黎城、涉、铜鞮、武乡等 [2]1476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略同。两《唐书·地理志》对唐代潞州之沿革叙述甚详，可为参考。按，两《唐书·地理志》关于唐代政区划分的叙述，大抵以天宝十一载(752)为准，间或上下浮动，但幅度不大 [3]19 - 20 。唐代的潞州，治上党，地在今山西长治;而其所属之涉县，地在今天河北涉县 [4]46 - 47 。孙逖为河北涉县人之说，即由此而来。二曰“山东聊城”说。山东聊城，唐为博州辖区。《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孙逖传》载:“孙逖，博州武水人。”博州，“隋武阳郡之聊城县。武德四年，平窦建德，置博州，领聊城、武水、堂邑、茌平，仍置莘亭、灵泉、清平、博平、高唐凡九县。五年，省莘亭、灵泉二县。贞观元年，省茌平县。天宝元年，改为博平郡。乾元元年，复为博州。旧领 县 六 …… 聊 城、博 平、武 水、清 平、堂 邑、高唐。” [2]1495 - 1496 文中所言“旧领县六”之“旧”，所指时间为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3]17 。博州领六县的局面至玄 · 9 9 1 · 宗天宝中，均未变化。《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略同。博州，治聊城，地在今山东聊城市东北;其所属武水县，地在今山东聊城市西南至莘县之间 [4]48 - 49 。孙逖为山东聊城人之说，即由此而来。三曰“河南巩县”说。河南巩县说源自唐代名臣也是其门生---颜真卿。《全唐文》卷三三三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称:“公讳逖，河南巩人。其先自乐安武水，寓于涉而徒焉。”河南巩县，唐代属河南府管辖，河南府治东都洛阳，故唐代河南府人士有时又自称河南洛阳人。上引颜真卿之文以动态的叙述，将孙逖家族的迁移状况作了简明的交代，而最后落笔在河南巩县，至少说明孙逖本人在该地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许就是其自幼读书至步入仕途之前的主要居住地。颜真卿作为孙氏之门生，对孙逖之了解自非一般人可比，且又是在为其文集作序这样严肃的文章中出现上述说法，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上是为“河南巩县”说之渊源。下面我们试对以上三种说法加以条辨考释。三、对以上三种说法的考辨以上关于孙逖籍居之地的三种说法，究竟何者为是? 一般著述，论及孙逖籍居之地，以祖述两《唐书》的记载为多，或以“潞州涉县”为是，或论“博州武水”称韪，而于“河南巩县说”则甚少关注。笔者认为，新旧《唐书》关于孙逖籍居地的说法其实分别是指孙逖的祖籍或非常短暂的临时居住地而言，并不能完全反映孙氏实际的居住状态，而颜氏之“河南巩县说”则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孙逖及其家族的实际籍居状态。我们先来考察两《唐书》记载的准确性。对两《唐书》中人物籍贯记载的差异，严耕望先生有过论证。他指出: “旧传所书籍贯，皆就祖先郡望而言，极少例外;新传往往扬弃郡望，尽可能改用实际籍居出生地，如不可知，则云 ‘其先某郡县人’，即郡望也。” [5] 按照严耕望先生的说法，比较而言，新书关于人物籍属的记载应当更加可靠一些。但是，就本文所论孙逖而言，严先生的说法似乎不太合乎实际。旧书并没有笼统地以郡望为孙逖落籍，而是将其注籍为“潞州涉县”;反观新书则为孙逖注籍为“博州武水”，实际上这只是孙逖的祖籍。但新书在随后的行文中欧阳修也指出，孙逖之父孙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巩间”，既然孙嘉之从幼年(年仅四岁)之时就已“依外家，客涉、巩间”，则孙逖本人与博州武水的联系就应当更加微不足道。综合来看，旧书对孙逖籍居之地的记载似乎比新书更加符合实际。因此，笔者认为，博州武水就只能算是孙逖的祖籍而已，而其父所客居的“涉、巩间”，更有可能是其籍属之地。实际上，新旧唐书关于孙逖籍居之地的记载，其史料来源是一致的，只是两者在撰写的过程中各有取舍而已。两书的取材，均本于孙逖本人为其父孙嘉之撰写的那篇墓志，这为我们考辨驳正两《唐书》中的说法提供了一些佐证。孙逖为其父孙嘉之撰写的墓志，在叙其先世繁衍迁徙时云: 府君讳嘉之，字某，魏郡武水人也。故属乐安，盖齐大夫书之后。至晋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顗五世孙魏光禄大夫惠蔚，为本朝大儒，自时厥后，不陨其业;公即光禄元(玄)孙也。曾祖孝敏，隋大业中并州晋阳县令，所居之聚，联设衡关，至称为晋阳里。祖仲将，皇朝郓州寿张县丞。父希庄，皇朝韩王府典签。自晋阳至府君，四世而传一子，故五服之内，无近属焉。府君四岁而孤，无所怙恃。外祖刘士杰，因官居于潞之涉县，府君自幼及长，外族焉依 [1]3182 。以上叙述对于考察孙逖家族的籍居之地颇有参考价值。按照孙逖的说法，他们是齐大夫孙书(孙书为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的祖父---笔者注)的后代，早期居住在乐安地区;至晋代孙道恭时，其子孙顗因某种原因“避地河朔”，其后代就在新的居住地“河朔”繁衍生息;孙顗的五世孙为后魏大儒、光禄大夫孙惠蔚，此后形成了儒学传家的传统，孙逖之父孙嘉之正是孙惠蔚的苗裔。孙嘉之的曾祖隋大业中官并州晋阳县令，祖父任职唐郓州寿张县丞，父亲为韩王府典签。从孙嘉之的曾祖至其本人，四世单传，五服之内，并无近属。孙嘉之四岁而孤，于是离开其祖居之地前去投靠其任职于潞州涉县的外祖父刘士杰。可见，正是从孙嘉之这一代开始，孙逖家族实际上就开始离开了其祖居之地，而以潞州涉县为其主要活动区域。但是，孙逖的叙述有两个关键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其一，其先祖孙顗因某种原因而“避地河朔”，这个“河朔”究竟何所指?其二，其高祖孝敏居住在何地?其墓志中所称之“晋阳里”在哪里?正是因为上述问题没有叙述清楚，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因孙逖之父孙嘉之早年籍居潞州涉县，进而径自为孙逖注籍为“潞州涉县人”。这当然可以说得过去，但肯定不是特别准确。比较而言，欧阳修就要谨慎一些，或许欧阳修正是在有所考证或有所依据的基础上，认定孙逖是“博州武水人”。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是要弄清楚孙逖的先祖孙顗所避居的“河朔”究竟是指哪里?欧阳修认为孙顗所避居的“河朔”之地为“武邑武遂”，其之所以要迁居武邑武遂，是为了躲避西晋“八王之乱” [6] 。但据孙逖第三子孙成的墓志记载，孙顗所避居的“河朔” 之地为“魏郡之武水”。志称:“孙氏之先，盖齐大夫书之后，晋有长秋卿道恭生顗，避地于魏之武水。武水故属乐安，后世居焉” [7]1855 。孙逖的孙子孙审象的墓志亦云孙氏先人“至后魏迁于魏之武水，因家焉” [7]2218 。孙成墓志的撰者为其二哥孙绛，孙审象的墓志为其侄孙简撰写。可以肯定，孙成、孙审象墓志中关于其先祖迁徙的信息无疑都来自于孙逖，只是更加详细具体而已。这样，欧阳修与孙逖关于孙顗所避居之地就有两种说法:一为“武邑武 · 0 0 2 · 遂”，一为“魏郡武水”。两者何者为是?笔者以为，虽然欧阳修生活的年代晚于孙逖，但其说法应当是准确的。因为无论是年代大大早于孙逖的魏收，还是早孙逖百余年的李延寿，他们的著作《魏书》和《北史》都将孙惠蔚籍贯注为“武邑武遂”，而这应当是欧阳修纂修《新唐书》的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就常理而论，孙逖对其先祖籍居之地的变动情况似乎也不应该搞错。实际上，孙逖不会也没有弄错，只是他在其父墓志中没有将其先祖的迁徙情况说得更加具体一些而已。笔者认为，前述孙逖所撰孙嘉之墓志所云 “至晋长秋卿道恭，有子曰顗，避地河朔，后世居焉”句中， “河朔”亦当指“武邑武遂”;而孙成墓志所称“晋有长秋卿道恭生顗，避地于魏之武水”句中，指“河朔”为“魏之武水”，颇疑其有误。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上述孙审象的墓志中就称其先世“至后魏迁于魏之武水，因家焉”，将迁居 “武水”的时间推后到孙惠蔚之后的某个时期，如此就与孙惠蔚的注籍没有矛盾了。也就是说，孙惠蔚的后人中的一支也就是孙逖家族的这支在后魏时期再由“武邑武遂” 迁至“魏之武水”。值得指出的是，孙审象墓志的撰者也就是孙逖的曾孙孙简 [8] ，在孙逖的后代子孙中，孙简无论从学问上还是在仕途上都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因此，其关于孙氏先人籍居地变动情况的叙述似乎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于第二个问题，孙逖所谓的“晋阳里”，其地则在魏郡武水，孙简所撰孙审象墓志对此交代的十分清楚。墓志称:孙审象六代祖孙孝敏仕隋为并州晋阳县令，“唐封为晋阳公，今武水有晋阳里，盖因其所封署里门也。” [7]2218 因此，笔者认为，孙逖家族之先祖先由乐安迁至武邑武遂，并出现了孙惠蔚这样的大儒，其后由于某些原因，大约在后魏晚期，又从武遂移居魏郡武水，并在此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综上所述，就两《唐书》关于孙逖籍居之地的记载而言，旧书的说法要比新书准确些。也就是说，将孙逖的籍贯注为“潞州涉县”说要优于“魏郡武水”说，后者其实只是孙逖的祖籍，至少到孙逖这一辈，已经是离开“武水”这个祖居之地的第二代人了。其实，孙逖家族离开武水的年代或许更早。《元和姓纂》卷四记载:“五代孙惠蔚，魏光禄大夫。五代孙希庄，唐韩王典签，始居上党涉县，生嘉之，襄邑令，宋州司马致仕;生逖、遹、遘、造。逖，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生宿、绛、成、视。宿，中书舍人、华州刺史，生公器，邕州经略使;绛，检校郎中;成，桂府观察兼中丞;视生替否。遹生会，常州刺史;遘，右补阙河内司马，生公辅，大理评事。”该书作者林宝认为，孙逖的祖父孙希庄就已由武水迁至涉县，故《旧唐书·孙逖传》的作者或者也受其影响而称孙逖为“潞州涉县人”。但是，林宝的说法明显与孙逖本人的说法不同，尽管林宝为唐代谱学大家，但是就孙逖家族的情况而言，我们宁愿相信孙逖本人关于其先祖籍居之地变动情况的叙述。下面我们来考察颜真卿的“河南巩县说”。颜氏认为孙逖 是“河 南 巩 人。其 先 自 乐 安 武 水，寓 于 涉 而 徒焉。” [1]3415 他的叙述虽然较为简略，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孙逖家族由乐安武水一迁至涉县再徙至巩的迁移路线。历来的研究对颜真卿的说法，多不以为然，不予肯认。但笔者认为，颜氏的说法其实更为符合孙逖家族的实际籍居状态。根据颜氏之说法，孙逖本籍为乐安武水，后来寓居潞州涉县，然后又从涉县徙入河南巩县。河南巩县，唐代属河南府管辖，河南府治东都洛阳，故唐代河南府人士有时又自称河南洛阳人。巩县西距洛阳 140 里，县北有邙山。邙山又名北邙山，穿洛阳、偃师及巩等三县，连绵四百余里 [9] 。上引颜真卿之文以动态的叙述，将孙逖家族的迁移状况作了简明的交代，而最后落笔在河南巩县，这就说明孙逖本人在巩县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应该就是其自幼读书至步入仕途之前的居住地。乐安郡，唐代棣州之别称。棣州，“后汉乐安郡。隋渤海郡之厌次县。武德四年，置棣州，领阳信、乐陵、滳河、厌次四县，治阳信。六年，并入沧州。贞观十七年，复置棣州于乐陵县，领厌次、滳河、阳信三县，又割淄州之蒲台隶焉。而乐陵属沧州。天宝元年，改为乐安郡。上元元年，复为棣州。领县五……厌次、滳河、阳信、蒲台、渤海。” [2]1454 - 1455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略同。根据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唐代所谓乐安郡所在地区大致在今山东省东北部滨州市所辖之惠民县、阳信县等地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4]48 - 49 。但唐代棣州辖区并无武水，故颜氏称孙逖先人“自乐安武水”迁移云云，则是因为“武水故属乐安” [1]3182 ，而乐安是孙氏最著名的郡望之一，颜氏此语也意在表明孙逖出自著名的乐安孙氏。所谓郡望，“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尊敬的显贵望族，如清河张氏、颍川陈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等。” [10] 众所周知，孙氏有许多郡望，但以乐安郡望最为著名。乐安郡望的出现则与古代军事家孙武有关。《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载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从此孙氏子孙以乐安为根据地，逐渐繁衍壮大，并在魏晋时期发展成为孙氏最著名的郡望。乐安之地望，据唐代杜佑《通典》记载:“棣州，春秋、战国属齐。秦为齐郡之地。汉属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后汉为平原郡、乐安国地。晋为乐安、乐陵二国地。宋为乐陵郡。后魏又为乐陵、乐安二郡地。隋属渤海郡。大唐武德四年，又分置棣州，或为乐安郡。” [11] 由上可见，乐安之地望大致位于今山东古代齐国地区的北部，经历地名的纷繁沿革，伴随着孙氏族人的繁衍扩散，到隋唐时，实际上可能是包括今山东北部的一片较大的地区，即上文所述今山东省滨州市辖下的惠民县、阳信县等为核心的地区。因此，上述颜真卿关于孙逖籍贯变化的叙述，实际上是对孙逖先祖籍贯变化的高度浓缩，只是指出其中最重要要的变化，而省略了 · 1 0 2 · 其中某些迁移步骤，例如，孙逖先祖即后魏大儒孙惠蔚为 “武邑武遂人”，说明他们从乐安迁移至该地，“武邑武遂” 其地在今河北省武强县境内 [12] 。从常理来讲，作为孙逖门生的颜真卿，既然是为孙逖的文集作序，且又在此序中对孙逖的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颜氏于其师之文集的熟悉程度肯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则颜真卿自然也就看过孙逖为其父孙嘉之撰写的墓志。如果以上推测合理的话，颜真卿为何不循流俗称孙逖为“魏郡武水人”，而偏要称其为“河南巩人”呢? 在笔者看来，颜真卿称孙逖为“河南巩人”，恰恰是对孙逖实际生活状态的一种实录。我们注意到，孙嘉之的墓志虽然称其为“魏郡武水人”，但接下来孙逖用了更多的笔墨叙述了孙嘉之幼年时期的迁移变动情况。按，孙嘉之 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卒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活了 83 岁。孙嘉之一生仕途不畅，官止县令而已，“秩满之后，遂绝迹人世，屏居园林，怡神太和，以适初愿。居数岁，适长子逖拜中书舍人，实掌丝纶。皇上以府君有义方之训，特授朝散大夫宋州司马，仍听致仕。手诏褎美，亲族荣之。享年八十三，以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弃背于东都集贤里之私第。”孙嘉之夫人宋氏则早在开元十年 (722)就已亡故。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孙逖等人将其父母合葬于洛阳“邙山陶村之西原”，该地“近庭闱之故居。诸孤等亦愿朝奠几筵，暮扫松柏，往来密迩，以置哀怀。” [1]3182 可见，孙逖之父母既然合葬邙山，按照唐代惯例，在其故去之前，孙嘉之就应该已将其先人坟茔迁葬邙山，这样他才能归葬先人。正因为孙嘉之早已落籍洛阳，故其在事实上是将洛阳作为其籍属之地的，而其子孙孙逖等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感情上就更有可能视洛阳为籍属之地了。综合前述诸点，孙嘉之 4 岁依附涉县的外祖父陆士杰，“弱冠以文章著称，”随后即外出游学、求仕，换句话说，孙嘉之大约在 20 岁左右就离开了涉县，垂拱、载初之际(689 年)，入洛阳太学，则其在涉县实际居住的时间可能只有 20 余年。就其个人而言，在涉县只是客居了 20 余年，或许都没有在涉县安家。入仕之后，游宦四方，年老退养洛阳，死后则葬于洛阳邙山。因此，在孙嘉之长达 83 年的漫长一生中，涉县只是其年幼寄居、少年读书之地;在其成年之后，很有可能安家洛阳，除了四处为官的岁月外，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洛阳度过;最为关键的是，他病逝之后，又长眠在邙山脚下，以洛阳为归宿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从孙逖的父亲这一辈开始，孙逖家族就已籍居洛阳，而与武水、涉县的联系日渐稀少;到了孙逖这一代，与武水、涉县就更加疏远了。如果说，武水作为孙逖家族的祖居之地，孙逖在感情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留恋之处;而涉县，无论从实际生活状态，还是从思想感情上，孙逖恐怕都不会有太多的印象，或许孙逖压根就没有在涉县生活过。就笔者看到的孙逖后人的墓志来看，其后人注籍基本上以“乐安”或“武水”为多，以“涉县”注籍的基本没有，鲜有例外。例如，《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贞元 026 孙成墓志、贞元 113 孙婴墓志、元和 039 孙娩墓志、元和 058 孙起墓志、会昌 010 孙审象墓志、大中 065 孙廿九女墓志、大中 120 孙景商墓志、大中 163 孙筥墓志、咸通 053 孙嗣初墓志、咸通 084 孙公器墓志、广明 006 孙幼实墓志、残志 017 孙谠墓志以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咸通 089 孙瑝墓志、咸通 099 孙简墓志，等等，他们都是孙逖的后人，注籍不是“乐安”就是“武水”，但没有注籍“涉县”的，说明这个家族是不把“涉县”作为其籍属之地看待的。毫无疑问，他们的墓志以“乐安”或“武水”落籍的写法，只是唐人著文祖述郡望惯例之表现，因而并非实指。洛阳才是他们的籍居之地，因为他们死后都以洛阳邙山孙嘉之的坟茔为其祖坟，正是从孙嘉之这一代孙逖家族从武水经涉县迁移到了洛阳地区。可以作为颜真卿的说法的一个佐证是，孙逖之弟孙遘的后人孙侀墓志称其籍贯为“河南巩人也” [7]2321 ，这也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但这个例外所反映的信息是弥足珍贵的。此外，孙逖客宦他乡时所作的大量以“洛阳”为“乡愁”的诗文 [13] ，也算是孙逖家族以洛阳为家乡的心绪的一种流露吧! 参考文献: [1] 董诰，等.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冻国栋.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4]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 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5] 严耕望.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53. [6] 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47. [7]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10 - 1112. [9]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2 - 133. [10] 钱杭. 论通谱[J]. 史林，2000，(1). [11] 杜佑，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764. [1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4 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50 - 51. [13] 林甸甸. 山水飘零寄客愁---论孙逖诗中的山水与乡愁[J]. 文史知识，2008，(1). [责任编辑:那晓波] · 2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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