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未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却未见成效。
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点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俄共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它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到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孙中山联俄、师俄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转向政党组织层面。
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
孙意甚显，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换言之，孙学习苏俄的目标有明确的限定。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所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应证。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基本上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思想的。
本来，俄共组织模式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孙中山曾一度对俄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充满疑虑并采取排拒态度。1921年底，孙中山在广西会见马林时，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当他了解到俄国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又认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相暗合”，与其《建国方略》如出一辙。据邓家彦回忆，马林第一次来华访问孙中山时，孙中山对马林言：“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亦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其后他从鲍罗廷处获知十月革命以来6年间，俄国“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复认为俄国革命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奋斗，亦“暗相符合”。在国民党“一大”上，孙正式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并称：“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1924年8月，孙中山系统讲演民生主义，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
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发生了哪些实质性改变？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文章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作者：王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