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左中右之分。续谱和续谱人也不例外。在当前的族谱中，对谱中出现的当代人物名字后所跟的个人小传中出现“歌功颂德”和“蓄意拨高”等已很常见的现象使人感到别扭。这可能是在当今“易粪相食”的贱人时代的必然现象。族谱也失去了以往的纯真，变异成了意识形态工具，在无官不贪的贱人时代里，修谱人、有身份的修谱主要出资者，或其幕后的指使者的这种目的和意图可以理解。

在族谱中加人名后的个人小传，似乎始见于民国时期的续谱。这种现象就发生在上次七七事变前九曲店孙氏第五次续谱中。当时受邀请的李宗仁、王绪昌、王启昌、郑学海、庞作梁、陈春台等外姓作序人都是仍然健在并在民国地方政府担任公职的原地方级别的清末名人__他们是受孙宝惠的邀请而来的。时任国民党临沂县整理党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的孙宝惠在那次续谱中所起的作用自然是影响力巨大，不可小觑..不过，孙宝惠，还有与他相近的人的个人小传中不惜篇幅的冗长介绍也许不是这些受邀的外姓人所作，可能是孙宝惠他们自己操笔而为？

孙宝惠的父亲孙培棠及其几个儿子后面很吸引人们的眼球的他那支人拐来拐去，互相过继的现象会令观谱后人有“稀奇有趣的感觉”——加强和维护这个家庭的团结竟然可以用一支两不绝、祧子及互相过继的办法。看似冗长的小传，却让人很想看下去。

孙宝惠等请来的陈春台、王启昌等朋友绝非小人或犬儒般的人物。他们在给老孙家写的序文中展现给后人的是他们对当时国事家事现状所表达出的是人性的担忧和正义的呼唤，王启昌老先生的“不知阴德为何事多好名而少好德每欲侈陈先世以为光荣而一已之束身或忘祖训趋利背义不徒施与乡党而加之骨肉甚至以尊属诱惑子孙倾其产以供我挥霍设局诈骗陷之非法而犹阳为护惜以示其恩故作痛悼以饰其后此较诸争产攘财?墙构讼显然推刃而无忌惮之徒尤为阴鸷盖传所谓展氏隐匿者也”的铿锵檄文仍时时回响在今人的耳旁。那时文人的品格和行为要比当代把刘占仁及部分贪腐人物视为英雄、把盘剥村庄百姓的村官视为清官的犬儒行为要高尚得多。

这部族谱的把关人应该还是有族长身份的孙文采、孙文聚等正义族人，但这部谱中还算公允的个人小传毕竟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以致于进入易粪相食的贱民时代之后，受过贱民理论熏陶和罪恶实践的今人说起假话已不再脸红，早已脸皮变厚，学会了变异和发挥，把族谱变成为装璜和炫耀卖弄自己的工具进入21世纪以后，各姓新修的族谱中，纷纷加入某些人冗长小传会使人产生一种“嗤之一鼻”的感觉——因为那些净是“蓄意拔高”“反话正说”不真实的内容的堆砌或炫耀，或以此当成“贿赂”少部分不同意见者的工具。

自我卖弄、自我怜惜、黑的说成是红的的自我介绍或捉刀介绍，会遭同时代熟人和知情人的“嗤之一鼻”。观谱人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除了有这方面的主要因素以外，捐款人和捐款数目的光荣榜等的设置和放在谱书中的位置太靠前也颇遭异议。捐款人和捐款数量虽然是真实的，却颇受“花钱做吹嘘自己的广告”之嫌疑——虽然史上留名是人们所向往的。

也不能一概而论加以否定——真正无私地为续修族谱花费自己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又不事张扬的人总是应该、必然受到族人的纪念、拥戴和颂扬的，只是有权写小传的人，千万别肉麻而絮叨地吹嘘自己或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物，避免引起知道底细的人的议论和反感。
 
     在沂水所存的九曲店孙氏第三次的老谱中，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查看其他的老族谱也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在近代续谱中这种自我吹嘘现象则成了常态。其实，七七事变前的那次修谱，从为人崇高的孙文采和孙文聚等有权也有势的人所写的谱序文中并没有什么自吹自擂的小传，他们的品德和功绩是在序文中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是后人传扬出来的。不是靠小传吹出来的。至于其他人的小传，虽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有真实性的成分，但人们更多地倾向把小传当作不一定真实的的笑料来看待。

    看似平淡无华的序文中介绍常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功能。九曲店的孙文采孙文聚没有说自己多么多么好，但他们的人品好书法好是观谱人从其序文中和身后的传说中得出的一致性结论。孙文聚当时也当过村官和乡官，但他的美名、他的光辉并没有随他的逝去而减弱或退色。这也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然一部族谱不可能让人人都有权力和机会写序文，也许这是易粪相食的贱人时代，已经犬儒化了的人们热衷于在族谱的人名后跟简短或冗长的个人介绍以达易粪强饲之目的。要知道：“臭裹脚布式”的自我炫耀、自命清高、把黑说成白或红的小传并不能真正抬高自己或贬低他人。
 
      笑料、谎言与真实并存的结果会影响观谱人对新修族谱的感情和信任。要谨记：新修的族谱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由“她”降为“它”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黄文治：悲哀，中国知识精英在犬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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