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山西兴县孙氏

山西兴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吕梁市北端，东接岢岚、岚县，南连临县、方山，北邻保德，西与陕西省神木县隔黄河相望。兴县，春秋属晋，战国属赵，汉为西河郡地，北齐置县称蔚汾县，隋大业4年（608年）改县名为临泉，唐武德七年（624年）改临津；贞观七年（627年）更名合河县，宋复称蔚汾，金改为兴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639年）始称兴县，后沿用至今。全县现辖7镇10乡，372个行政村，822个自然村，总人口27万人，全县国土总面积3168平方公里。在山西，兴县是个小县，而且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却是山西有名的文化大县。兴县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在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人才辈出。

兴县，座落在吕梁山主峰之上，西邻黄河。山水相连，水土相济，造就了这里的自然美、色彩美。这里民风淳朴，孕育了民众的朴实美、天真美。这里的文化独特，唢呐、秧歌、“昆曲”、民歌是主流，《走西口》、《秋香哭婆婆》，快织人口，尽现了含蓄美、悲情美。这里的红枣，色红、皮薄、味甜，誉满三晋。这里还有深得立家兴族之道的孙氏一族。

2012年初，我有幸结识了清朝大学士孙嘉淦的族人，现在山西师范大学任职的孙凯宗亲。他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史，并提供了他的两套家谱。一套是以孙柄为始祖，由孙燮编撰，另一套以孙权为始祖，由孙守谟编撰。而孙柄与孙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说是两套家谱，实为一家之谱。看完这两套家谱，令我感动、愉悦，这两本家谱虽然陈旧，但内在散发着芬香，第一次将子姓孙的世系呈现在我的眼前。读后令人回味无穷，着实兴奋，堪称精彩。

在清代，全国孙姓家族共有398名宗亲考取进士。其中山西兴县孙氏就有进士十一人。其中孙柄一家二人，而孙权一家就有九人，占进士人数近八成多，还有三名知县。荷蒙天恩，祖德彰显。科举的大门向勃勃生机的兴县孙氏打开。巍巍吕梁，滔滔黄河，见证了众多的孙氏子孙考取进士，使得兴县孙氏极具人脉和声望，成就了兴县“第一族”的大业。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口不多，经济又比较贫穷的小户人家，竟在一百年时间里培育了这么多的人才？是祖上阴德的格外恩宠，还是他们身在困境中，心中自有开山壮志，超凡努力的结果？带着好奇，带着敬意，带着探索，带着思考，在自我判断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写成此文，现於公布，愿与大家分享；

据《兴县城孙氏家谱》记载：兴县城孙氏，祖藉在临河二都（旧县城）的东豆峪金头沟人氏。并说,上有浩明（浩旻山）之山，岭上名叫“圣福寨”碓白圪窝村。明代“嘉靖”年间迁兴县城东关阎家沟村，后又迁城内。该家谱首创人九代孙守谟受其父面命编撰。清末贡生孙燮所修谱牒：“余等为子姓之后，世居秦地。自宋末元初始迁晋国，寄居代郡。不数由代抵兴，择兆于城西南黄河之浒，浩旻山前，而子孙缺乏，难庆螽斯。单传七世，所生二子，长日柄，次日权。”这两本家谱反映出该支孙氏信息：“一是属子姓孙氏，系毕干后裔。二是原藉在陕西，后在宋末元初迁山西代县。七代单传后又迁山西兴县临河（旧县城），明代嘉靖时由临河迁兴县（新县城）的。三是兴县城孙氏的祠堂在老宅的东面，但不知毁于何时。四是十一世天绣在序言中有：“从伯祖、梅埜祖作斯谱”、“梅埜公作斯谱”之说，但是本谱世系表中没有二人。称从伯、梅埜为祖，显然是先祖，只是世系连接不上，所以才从柄公、权公分别立祖（据说二兄弟不和）。”

这里先说一下毕干，毕干，子姓，沫邑人（今卫辉市北）。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092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29年。埋葬在河南新乡卫辉，他是殷纣王的叔父。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为殷商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毕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股，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毕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毕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毕干剖视其心，终年63岁。毕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为僻兵难，指林为姓。其后人有改姓孙者，为孙氏一支来源。兴县孙氏确定为子姓孙，其先祖从伯、梅埜为祖，但世系失考。只好从孙炳、孙权起计算。

其孙炳世系表不祥，明代崇祯时进士孙建宗就是这一支，但没有见到世系表，故不再叙述。

其孙权世系表是：二世和支、和气。三世端、贵、严、昙。四世端子仲纲、仲纪。五世子伦、儒、信。六世伦子汉臣、汉乡、汉杰。七世汉臣子光祖（香河知县）、光宗、光勳（洛阳照磨）、光祚。

八世光祖子守心、守身、守意（增生、诰赠光禄大夫）。九世守意子；世蓋、世祐、世裕、世显。十世世蓋子；天绣（光禄大夫）、天锦。十一世天绣子；嘉淦（进士）、鸿淦（进士）、扬淦（进士）、正淦。十二世鸿淦子；孝芬（进士、新安知县）、孝直（举人、雒容知县）。十三世孝芬子；方旦（举人、绛州训导）。十二世嘉淦子孝愉（按察使）、孝则（天津通判）。十三世孝愉子；铸（河南盐大使）。十三世孝羽子；鑾（户部河南员外司）。十二世扬淦子；孝宽（监生）、孝纯（举人、知县）、孝璞（痒生）。

八世光勳子；守诏、守训、守诰（照磨）、守谟。九世守谟子；世范（山东邱县丞）、九世守诰子；世藻（南京兵马指挥）、九世守诰子；世芬（徽州州判）、十世世芬子；奕焕（进士）、十二世奕辉子；象观（知县）、十二世奕廣子；象咸（举人）。十四世庆槐（进士），十五世希元（进士）十六世鹏仪（进士）、鸞仪（进士）。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嘉庆末年（1820）间，短短百年，山西兴县孙氏孙权一支就孕育了九进士，三知县，四举人，武举一人，武生九人。使之成为蔚汾河畔，吕梁山上的兴县最出名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兴县孙氏家族的雄起，是与良好的家风分不开的，其先祖毕干，是历史上有名的直臣，善行仁义，被誉为“天下第一仁”，孔子在公元前497年55岁时用剑刻“殷毕干墓”，即孔子唯一真迹，为“天下第一碑”。毕干为伯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换取了人们对他的好评。善恶有报，是自然规律。兴县孙氏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家风，从因果关系上看，雄起也是必然的。

首先从孙家淦说起。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中进士，时年30岁。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官检讨。性刚正，有胆识。雍正初登位，命诸臣进言，孙嘉淦即上疏陈述三事：“清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帝感到他太放肆，但又觉得他有胆量，不仅没有加罪，反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四年后又改为祭酒。雍正六年（1728）代理顺天府尹，丁父忧，请准归乡，服未满，以府尹召晋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后调刑部侍郎，又兼吏部侍郎。又因举荐教习不称旨，而被夺职。因他不爱钱，调银库工作，与吏卒共劳苦，收支银不差纤毫，深得雍正帝嘉许。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乾隆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孙告老还乡。十四年又奉召还京，十五年授以兵部侍郎，又升工部尚书，兼署翰林掌院学士。十七年晋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谥文定。入祠乡贤及晋阳三立阁。

从一门三进士孙嘉淦、孙鸿淦、孙扬淦兄弟始，孙家的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之后所该族有男丁，沿袭了祖宗的家风，到嘉庆末（1820年），骤然先后又有六人考取进士，百分之九十的都有功名。究其原因，恐怕是这与祖宗“积德隆厚，阴功浩大”、“忠厚家风，培植不凅有着必然的联系。传统和信仰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

八世光勳，家富，好行其德。时遇旱灾，赈贫泛合邑，捐赈粮八百石（一石450斤）。

九世守训，五十无子，父光勳命持金八百两去太原娶妾。太原都司张某，家有一侍女，售价七百金，守训怜之，将八百金送与此女，不告姓名，此女获得自由。而自己空手而归，以实相告父亲，父大喜曰：“汝存心如此，何患无子”，后果得三子。

十世世蕃，遇大旱，斗米千钱余。邻邑贩米者至，为土盗所劫。蕃公愤，请苛岚、宁武、偏关三道，发兵平盗，至米贩得全，邑人感颂。

十世世蓋，明末寇至，蓋公以一人之力，射杀十余寇，居民得以全。

十一世承绪，终身不与人争，乡有残疾者，无归者养，死给棺木、坟地。孙氏代有贤士，不一一列举。

积水成渊，积善成德。

这是没有写完的善行，只写到十二世孙家淦的父辈。正是祖辈们代代积德行善，修成正果。对于后世家族的兴旺，先祖们虽可望而未能及，但是他们从没有停止追求的脚步。就好比翻越了吕梁巍巍山峦，征程虽艰，还是获得了人竟天泽的丰厚回报。如今，孙嘉淦已被认为是兴县名流的代名词。由于种种原因，兴县孙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尊重。先人们早已作古，人事早已两空，许许多多过往，曾经的辉煌，潜在的能量，是否在现今有一个重新开始和爆发的机会，盼望这样的辉煌再来一次、两次、或更多。

我一直喜欢这本家谱，常常一个人静静的研读。目的是探索那点未知，为此内心期盼能有结果。但是在文史研究方面，我只是一个临时工，难能祥尽。史笔如刀，事实和真相是最好的素材。笔者必须守卫事实求是的底线。书写历史，需要详实，因此不得不慎。我写此文，几经易稿，兴县宗亲孙凯、孙利聪多有指导，使得该文更加完善。文中所说，皆有实据，绝无虚笔。就是再有疑问，百闻不如一见，有家谱存世，史实难逆。

如果此文能对我们孙氏家人有所教义，斯人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