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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族人大迁徒

 

一、迁徙动因
    迁徙动因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国家或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迁徙方式。最为典型的是《仙源岘阳孙氏族谱》中记载的,其族源出山东青州,属乐安孙氏。其始祖孙万詧(cha)在唐乾符间(公元874—879年)官任眉州判官,遂占籍四川眉州万金乡。其子孙熙人先官任督徽宣道,遂迁居安徽宣州。其卷首“历朝勋臣”最后记载:约在唐朝末年,其祖先孙“万民,官河南太守,占籍。”……万修,任湖广尉,占籍。万善,任福建,占籍。万寿,任浙江团练使,占籍。万疆,任北燕尹,占籍。万冀,任山东,占籍。万邦,任凤阳,寓居附籍。万显,任山西同知,居山西。万品,任上元县簿,得民心,占籍。
    
    另外,明代的军籍移民,应属戍边类别,人数高达100多万之巨,乃至成为孙氏定居云南、广西一些边远地区的主要源头。判刑流放也或可导致其家族的被迫迁居。如李兴盛《中国流人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云南黑盐井灶丁流人名表》中有:青州(今山东益都县)人孙吉,曾官礼部郎中;《苏州府志》卷100,所记载清代北闱科场案,常熟人孙旸,“科场事发,为人牵连”,判与妻子父母兄弟整个家族流放上阳堡(今辽宁开源县东)。云南《鹤庆县志》记载,当地汉族孙氏,祖籍浙江余姚,始祖孙齐贤,于明洪武初以粮役谪戍鹤庆,至今已传21世,在县内分布好几个乡镇。
    
    二是战争、天灾等社会动乱时期的难民、流民潮。它多数是发生在改朝换代的混乱岁月,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之际,有大批中原百姓南迁,如在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唐朝后期至五代,北宋和南宋末年,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自然灾害产生的流民,在明朝中期数量很大,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湖广、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区尤为严重。
   
    三乃家族或个人主动进行的觅地垦荒、入城经商等缘由的迁居行为。觅地垦荒主要发生在一些边远地区,如明末清初,客家人从皖南、赣东、闽西迁至湖南、四川及广东中部、南部,并逐渐迁往台湾和海南岛。清朝又从河北、山东往东北的大量闯关东移民。如《民国人物碑传》中孙献庭碑记,其先祖为直隶(今河北)衡水县人,在清康、乾年间,移民奉天,遂卜居今辽宁昌图县西甘沟子村。现代文学家孙常叙家族的祖籍在永平府乐亭县(今河北乐亭县),祖上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逃荒到吉林。商业移民,明代安徽徽州府约有30万人外出经商,有一半以上商人落籍他乡;苏州一带商人和手工业者外涉也不少,两地都是孙姓聚居之地。如《民国黟(yi)县志》记载,清末,黟县古筑人孙燮(xie)在汉口经商起家,而孙光祖去江西饶州(今江西波阳县)经营西洋钟表生意。
    
    其他如明代中叶,山东莒县人孙镗来上海松江经商,后见倭寇猖獗,便返还家乡,散财募勇,组织义兵,再至松江抗倭,后战死,埋骨上海。清初诗人孙枝蔚,乃三原(今陕三原县)人,明亡时,离家南下,因明清时扬州盐商出名之故,至江都(今江苏江都县,扬州市北)作盐商,后来又弃商读书,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自陈衰老,不应试,离京客游四方。清代上海黄渡人孙时节,从事海上贸易,往返于沪闽之间,遂成巨富。


 二、迁徙方向
    
    在第一类迁徙中,统治者主要将民户充实京畿或垦荒戍边。
    
    第二类迁徙中,由于历史上有数次大规模的南迁运动,所以向南方的感觉较浓。南方的孙氏族人在唐宋以前是很稀少的,通过东汉末年、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以及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都有不断的南徙浪潮,一些孙姓家族自然随南迁的人群移居闽赣,乃至广南。如《秋洲孙氏宗谱》自称是山东乐安孙氏之后,其祖上先由山东迁往浙东,又迁徽州黄墩(今安徽歙县境内),再迁乐平(今江西乐平)诸乡村,最后定居秋洲(乐平市镇桥镇)孙家村,迁徙路线较为典型。流民与难民的迁徙方向是多元的。如西晋永嘉之乱时,山东乐安孙氏有一支北移徙居昌黎。因为当时昌黎在慕容鲜卑部的统治之下,境内教于农桑,颇为平静,便成为民众避难的去处。
     

    第三类迁徙中,主要是大家族、宗族的绵延扩散,如山东乐安孙氏有往南、西、北的多条迁徙路线,迁往浙东、河北、山西、东北、江南诸地。同时,外迁的家族也时会再返回故土。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许多家谱记载,乐安孙武来武国为将,其子孙明定居浙江富阳,而其后裔东汉天水太守孙夐(xiong)又迁回山东青州。下面是一些家族迁徙的实例:
      
    山东主要为了安孙氏家族的扩散地,不过也会有一些其它地区孙氏家族迁去山东定居,如《胶东孙氏家乘》称,其族原籍崇庆巴县,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从四川始迁平度(今山东平度县),落籍绵柳村。今山东《牟平县志》记载,本地有一支孙姓,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来,先居城内孙家巷,后裔繁衍兴旺,散居五十余个村落,以孙氏命名的村庄也不少,如孙家疃(tuan)、孙家沟、孙家庄、孙格庄之类,遂有“无孙不成村”之说。
   
    江浙一带是三国东吴孙权家族的大本营。《富春五洲孙氏宗谱》称为其后裔,宋代时期先祖卜居江西永丰,后又迁回故里浙江富阳五洲。《润州孙氏重修族谱》记载,其先祖孙长孺,原籍四川眉州,南宋时其家族由眉州迁居安徽祁门,明初再迁江苏镇江。《苏魏公文集》记载,该族为富春孙氏后裔,唐武宗和宣宗之世,族人孙朴任官而徙居长安,其子孙长孺摄四川彭山令,故迁家眉山。长孺后裔孙抃在北宋官居参知政事,定居都城开封,其后人在明代又迁回江浙一带。
     
   《北宋孙氏宗谱》记载,其族唐代中期由河南光州迁福州长溪,至唐朝后期僖宗时,家族又北上浙江海樟林,至宋末迁鄞(yin)县之北渡。今河南《鲁山县志》记载,唐末由河南光州固始迁闽的一支孙氏家族,到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因为清兵南下,先祖孙荣又携家北上,以授徒为生,后任河南鲁山县丞,遂落户于城北孙蛮子庄,后代兴旺,今天孙荣后裔居鲁山县者有300多户,2000多人。
    
    晚清经学家孙诒让,是浙江瑞安人,其祖籍则为福建长溪,五代时先祖孙惟睦由福建移居浙江瑞安二十五都集善乡之盘谷(今名潘埭(dai),世称盘谷孙氏。
    
    广东兴宁《章峰堡孙氏族谱》记载,孙讠利的五世后裔孙宣教,由延春谷迁福建宁化石壁林。其七世后裔孙建邦,北迁浙江余姚县。到十四后裔孙伯传,于明永乐年间,携同四子迁广东兴宁章峰堡。后复返浙江,惟第四子孙契全留居兴宁。

三、迁徙结果
    
    今山东广饶县乐安孙氏族人孙子平所藏《孙氏族谱》记载了其族系分支外徙的情况,迁往地有沂水县、博山县、益都县、平阴县、莱芜县、临腒县、蒙阴县、淄川县、郯(tan)诚县、历诚县等,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另有陕西三原县贺段庄、甘肃正宁县雒家沟和山河镇、甘肃安化县黑河川、山西伊川县和岳阳县、河南寿州及天津等地。

    山东《鄄(juan)城孙氏乐安世谱》记载,为孙膑后人,五代时曾被驱逐到山西洪洞地区,金末元初才得回故乡。其后裔分布:山东鄄城、郓城、菏泽、定陶、巨野、新乡、嘉祥、梁山、济宁、兖(yan)州、阳谷、寿张、莱州、青州、临沂、薛城,及河北昌黎、枣强、大名、清河,江苏徐州、丰县、沛县等地。
      
    然而就实际运作中的具体情况而言,却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如浙江富春孙氏的后裔不但遍布江、浙、皖、赣地区,甚至走的更远,如孙皓家族北迁河南洛阳。赣南的《德安孙氏宗谱》,以东吴孙氏为源头,其后裔已达湖北、陕西、四川、河南诸地。山东《富山孙氏谱书》称,晋灭东吴之际,东吴孙氏族人中有一支渡海迁居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今朝鲜半岛)。唐贞观年间,与高丽发生战争,有该族孙氏兄弟八人为避难,再渡海回迁登州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具体的定居地后称为“八家口”,其后裔今散居于昌邑、莱阳、潍县等胶东一带。
     
    前述浙江余姚孙境宗族以冀州(今河北冀县)人孙岳为始迁祖,也就是说它是一支由北方的河北迁往南方浙江的孙氏宗谱。到明朝,有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玉田孙氏宗谱》记载,明永乐初年,浙江余姚孙境家族的孙文礼在朝为官,因随明成祖迁都北京,家族便卜居顺天府蓟(ji)州之玉邑城(今河北玉田县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不断繁衍,其后裔又分迁周围的小宋庄、小孙庄、孙各庄诸地,今已发展到1300余人。这支从河北南下浙江的宗族,部分血脉在数百年后又回到了出发地河北。
      
    尤其是北方许多地方都屡遭战争的毁灭性打击,特别在蒙古骑兵的屠城蹂躏后,往往荒无人烟,其土族姓氏的变迁甚或有沧海桑田的感叹。如河南卫国孙氏第二故乡的汲郡一带,元代时人口损失惨重,明初不得不大量迁入移民。山东西部地区也难免战争浩劫,如民国山东《济宁县志》谓:“济宁于古,其地则鲁,去曲阜不百里,而先贤遗迹若任氏、高氏、樊氏、颛(zhuan)孙氏,多出于其乡。……元季乱后,土著无多,人民率由山东迁徙来此者,而潘氏、李氏、孙氏,尤为望族。”明初,由于山东东北部和河北、山西诸地移民的迁入,孙氏遂为望族。
    
    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如民国山东《莱阳县志》也说:“以氏族言,隋唐前无论矣。宋庆历间趣国四题名碑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或丧乱灭绝,或谱牒损失,皆弗明矣。又况碑所弗载者乎?”可见,随着历史的变迁,各地家族迁徙、毁灭等变化之大,实在是令人惊诧不已。
    
    《余姚孙境宗谱》“分迁记”有谓:“天下孙姓三大派:在湖北、淮南者为芈孙,楚相孙叔敖之后;在河南、山西者为太原孙,卫武公之子惠孙之后;从山东散居吴越者,为乐安孙。”此说只是根据孙氏起源的三支主干所在地域而提出的一个概论。在两千多年的迁徙变化中,三大派之间早有互相穿插渗透,还有其他损失源头的加入,致使同一地区各孙氏家族往往有不同的世系渊源,各源流交叉分布,已不存在清晰的宗派区域之划分。



  大槐树传说与中国人的祖先意识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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