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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廷铨故居“为帝者师”匾额真是康熙御赐吗？——孙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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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廷铨故居位于博山大街中段，其大门坐东面西。三进院落之后，其后门已到后地，东面望去，即峨嵋山也。我们所看到的“孙廷铨故居”，其主要的框架应该是孙廷铨的曾祖父孙延寿及其祖父辈陆续建造的。经过后代的不断地维修、增建，所以原来的明代建筑面貌已不是很明显。
故居大门门厅迎面处悬“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左右两面，上首悬“为帝者师”匾额，下首悬“帝赉良弼”匾额。进大门，影壁上嵌“相府”竖额。 建国后，孙廷铨故居由博山区公安分局入驻。后因大街拓宽，故居大门被拆除，匾额等物久已无存。
以上是张维用先生《孙廷铨故居》中的记载（见《博山记忆·文史集萃》）。笔者所见到的孙廷铨故居，已是近十几年来修缮后的模样，故居大门早已拆除重建，门厅中的匾额自是无缘得见。但“乾隆皇帝来博山”及“闹龙街”的传说却是耳熟能详，也曾听说相府大门里的“为帝者师”匾是乾隆皇帝御赐的。但2001年刊印的《般阳孙氏谱乘考》（简称《谱乘考》），将“为帝者师”匾说成是康熙帝为报孙廷铨献计“除鳌拜”之恩所赐——“蓝底金字‘为帝者师’竖匾系康熙大帝御笔钦赐殊荣，高悬相府大门里三百余年”，并将其作为孙廷铨献计后为保九族平安而“隐谱”“变谱”的物证。
康熙帝除鳌拜是否是孙廷铨的计谋、颜山孙氏是否存在“隐谱”“变谱”之事暂且不论。若“为帝者师”匾确为康熙（或乾隆）皇帝所赐，则是现知博山地区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方御匾，应当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为何除了民间传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呢？不能不令人对康熙（或乾隆）赐匾的真实性生疑。 匾额是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匾额作为官府及皇室的一种表彰方式古来有之，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一种礼俗，承担着礼仪规范的功能。清朝律例规定，进士及第、孝子节妇和有贡献之人，各级官府都可以以匾额的形式对其功绩、德行进行表彰。此类匾额的内容一般包含匾文和款识，匾文多为对受表彰者的功绩、德行的褒奖之词；款识中包括题匾者、受匾者、立匾者及立匾时间等，有时还刻有身处高位题匾者的印章。 皇帝赐匾也不鲜见，清朝年间皇帝赐匾现在尚存世者也较多。如康熙帝三次赐匾李光地，第一次为康熙四十年（1701年）御书“夙志澄清”匾额，以表彰李光地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的功绩；第二次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意指李光地德才兼优，风格高尚；第三次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又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言辞朝归里，康熙帝亲笔敕赐“天下清官第一”竖匾，表彰他任马平县令、柳州郡丞、永清知县期间，勤政爱民，不畏权势。该匾现存于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 在河南省新密市白家镇光武陈村的陈氏宗祠，存有康熙御赐匾额。光武陈村陈氏家族明朝时期为皇亲国戚，出了五个郡马。清朝时陈氏家族更是显赫，陈日章曾做过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的老师。在陈氏宗祠的拜堂内，悬挂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御赐“庆余两朝”匾额，落款为“大清康熙十二年仲秋吉日弟子玄烨题”。这是康熙帝专门为他的老师陈日章所书。 上述匾额不仅有正文，且皆有落款，落款内容为赐匾者、受匾者、赐匾时间及受赐者的官衔、姓名等。 有的匾额虽无上下落款，但匾额上方正中刻有皇帝御用之印，如康熙帝题赐陈廷敬府邸的“午亭山村”匾额，正上方有一方朱红宝印，印上镌刻“康熙御笔之宝”六字。有的匾额上下落款及皇帝御印皆有，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御赐四川重庆府綦江县正堂余世龙六旬荣寿的“寿共长春”匾，既有上下落款，也刻有乾隆皇帝御印。该匾现保存基本完好，只是正上方的印记已模糊。 关于“为帝者师”这方匾额，民间有许多说法，莫衷一是……至于有许多人说“为帝者师”匾额是康熙帝玄烨御笔亲题，倒未必然。玄烨年长之后确是颇善榜书，然而孙廷铨告假请归时玄烨尚年幼，孙廷铨去世时玄烨仍是少年，题匾赏赐老臣似不可能。而博山民间盛传，乾隆帝弘历曾微服来博山，看望其“老师”孙阁老，并演绎出一段笑话，更属无稽之谈。殊不知弘历登基时，孙廷铨已死去六十二年矣！ 这是张老先生的观点（见《孙廷铨故居》）。笔者学识浅薄，因续修家谱涉及此事，仅就“为帝者师”匾是否为康熙（或乾隆）御赐，浅析如下。 其一，从匾文的内容分析。查词典：为，一读“wéi”，二读“wèi”，有10余种解释，但在此处只能解释为“是”或“做”。“为帝者师”，即孙廷铨是“皇帝的老师”，或“做”过“皇帝的老师”。就文意而言，“为帝者师”既非褒扬之词，也无表彰之意，更谈不上有深远的寓意或意境，言为“御赐”，“帝赉良弼”似有可能，“为帝者师”倒是未必。就匾额落款分析，“为帝者师”若为康熙（或乾隆）御赐，定有上下落款，或上下落款与“康熙（乾隆）御用之印”俱全；而传说中的“为帝者师”匾，仅知正文，不知落款。再者民国二十年（1931年）颜山孙氏第五次续修族谱时，此宅邸仍属颜山孙氏族人所有，在此之前，匾额定当安然高悬于府邸门厅，如有落款，为康熙（或乾隆）御赐，匾额高悬门厅200年上下，颜山孙氏族人岂能不知，远亲近邻何能无闻，定不至于使一方御匾只剩了民间传说。或许正因为没有落款，天长日久，才有了民间的“许多说法”，且演绎的“莫衷一是”。而且据《谱乘考》记载，“为帝者师”匾为“竖匾”。御赐四字匾额为竖匾，实属罕见，似也不合规制。 其二，从文献记载分析。若“为帝者师”匾为康熙御赐，对颜山孙氏家族来说是何等的荣耀，文定公之子孙岂能不知，孙续端（孙廷铨长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后创修《颜山孙氏族谱》时为何不作任何记载？作为代表颜山孙氏家族曾经辉煌和荣耀的重要物证，族人在搬离故居前为何不知珍惜而妥善珍藏？大学士冯溥与文定公同朝为官，且“同举于乡”、“知公生平事甚悉”（见《孙文定公墓志铭》），若确有康熙赐匾之事何能不晓，其所撰《孙文定公墓志铭》为何不载？孙廷铨是博山有史以来至民国前在封建朝廷任职品级最高的官员，一生政绩卓著，著述颇丰，为国家和地方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若“为帝者师”匾为康熙（或乾隆）御赐，不仅是颜山孙氏家族的荣耀，也是颜神镇乃至益都县（颜神镇雍正十二年之前隶属益都县）、博山县的荣耀，博山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明清两代更是人文荟萃，《颜神镇志》、《博山县志》等志书为何不作任何记载？
《颜神镇志》是山东三部古镇志之一，自张联翼（孙廷铨堂舅）辞官于顺治17年（1660年）还籍后即筹划纂修，至康熙九年（1670年）刊印成书，前后历时10余年，孙廷铨为《颜神镇志》作序。《博山县志》刊印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博山建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仅19年，孙廷铨去世（康熙十三年，1674年）59年。若“为帝者师”匾确为康熙御赐，应发生在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三年（1662—1674年）。若在康熙九年（1670年）之前，《颜神镇志》、《博山县志》应均有记载；若在康熙九年（1670年）之后，《博山县志》应有记载。即便是孙廷铨去世（1674年）后康熙（或乾隆）所赐，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之前，《博山县志》应有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之后，《续修博山县志》应有记载，为何三部志书均无任何记载？ 其三，从匾额悬挂的时间和位置分析。孙廷铨去世之后尚赐谥号“文定”，“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为孙廷铨去世后所立定然无疑。若“为帝者师”匾为康熙御赐，时间应在“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之前，孙廷铨去世前应悬于门厅正中无疑，难道是孙廷铨去世后移于一侧的吗？也或是“为帝者师”匾为孙廷铨去世之后康熙（或乾隆）所赐，晚于“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所以悬挂于“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一侧的？ 若“为帝者师”匾确为康熙（或乾隆）御赐，无论何故，悬于门厅一侧显然不合规制，是对康熙（或乾隆）的“大不敬”。“大不敬”为“十恶”之一，属于重罪，文定公历官二十余年，官至朝廷一品大员，位极人臣，即便因病归养之后，也是“家居十年，每饭未尝忘君，元旦万寿，必整肃衣冠，望阙叩头，恪恭震动，如在上前”（见《文定公墓志铭》）；而且颜山孙氏为清代博山四大家族之首，官宦世家,文定公后人岂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何况文定公去世仅十五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其孙婿赵执信即因“国恤张乐大不敬”被革职。故上述文定公去世后将御匾移于（或悬于）一侧的假设，均难以成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康熙（或乾隆）赐匾”之说令人难以置信。“为帝者师”、“帝赉良弼”两方匾额应与“太师相孙文定公之第”匾额一样，皆应是文定公后人所为，所谓“御赐匾额”的民间传说的的确确只是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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