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阁老“变谱”“保九族”是真的吗？

2001年版《般阳孙氏谱乘考》（以下简称《谱乘考》）载：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专权，为除鳌拜，“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八月，太皇太后密授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微服至颜山找他的相国孙廷铨。”（《谱乘考》90页）“国老孙廷铨，康熙六年（1667年）向康熙幼帝献‘跌扑除鳌计’后，为保吾族平安，实施了全方位的‘变谱’之策。此‘变谱’关节，是抽取长支之长支，单列《颜山孙氏族谱》，分隐始祖名讳，依儒意，按‘易’理重新安排，使常人难以识破。”（《谱乘考》154页）即所谓的“变谱说”。后计策虽然成功，鳌拜被擒入狱，但未被灭，故阁老未将家谱还复本貌。按《谱乘考》所述，即今所传的《颜山孙氏族谱》，仍为孙廷铨“抽取长支之长支”“隐变”之后的家谱。

一、提出“变谱说”的依据

遍览《谱乘考》，提出“变谱说”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家族“秘传” 

1、世传文定公将般阳孙氏族谱真实源流藏于《易》理。（第7页《导论·“为帝者师”浅说》）

2、先世秘传，顺治十八年（1661年）帝崩，太子太保孙廷铨，以吏部尚书冢宰身份，“饬百司，定国是，廷议侃侃，辅政大臣不悦，弗顾也。”（见《家乘》）……传说关系复杂，一是他为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所倚重，二是鳌拜有意拉弄，这种政局下的宰相如何当政是他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之，他师法汉相陈平，告假归里以纵权臣，此事世传太皇太后明白。……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八月，太皇太后密授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微服至颜山找他的相国孙廷铨。此说国史不载，但细览《清史稿》“康熙六年（1667年）秋七月己酉（初七），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癸亥（二十一日），赐辅臣遏必隆、鳌拜加一等公”，到“九月丙午（初五），命修《世祖实录》”，这期间四十余日没有临朝理政的记录。小皇帝哪里去了？于是颜神镇从此有了“闹龙街”的传说。（89页《擒拿鳌拜是“宸”策吗？》）

3、这一传说，是家族秘中之密，为家族一般人所鲜知的事。临淄大武庄孙氏支系系般阳孙氏五公支后裔，十六世祖讳安，咸丰年间由大武家庄迁往北乡近村韩家庄定居。……所业农工兼举，因花边作坊故，广交游于博山周村一代，故对般阳家族的事知道不少。……宣统年间，其幼子……问及孙氏有无族谱，答曰：当年申家桥庄进士曾去淄川大口头庄老家探考过，据说藏谱于《易》，且与朝廷有关不敢过问，因之无人知晓云云。（376页《藏谱于“易”的传说》）

（二）变谱“物证”

1、蓝底金字“为帝者师”竖匾系康熙大帝御笔钦赐殊荣，高悬相府大门里三百余年……帝师匾是关键的“变谱”物证。（第7页《导论·“为帝者师”浅说》）

2、传说康熙特建“报恩寺”，作为颜山孙氏家庙之用。（11页《导论·“为帝者师”浅说》

3、据说报恩寺系康熙所建，是颜山孙氏宗祠。（90页《擒拿鳌拜是“宸”策吗？》）

二、 上述依据可信吗？

1、关于家族“秘传”

“变谱说”言文定公“隐变”家谱，“将般阳孙氏真实源流藏于《易》理”，即所谓“藏谱于《易》”，且为家族“秘传”，“为家族一般人所鲜知”。那么“秘传”至今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依托于文字，二是族人之间口口相传。既然为“秘传”，“为家族一般人所鲜知”，应口口相传为宜，何况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变谱”的文字记载。但是，《颜山孙氏族谱》自创修（或所谓“变谱”）以来，已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及2018年六次续修，所修家谱均未添注任何有关“变谱”的只言片语，若在清朝年间或摄于鳌拜淫威，族人仍忌惮以文字记载，继续口口相传，民国二十年（1931年）、2018年两次续修，也未将“秘传”之事记载入谱，难道族人不欲还复家谱本貌吗？或是参与修谱者皆不知有“秘传”、“变谱”之说？若确有“变谱”之事，即使修谱者不为“秘传”之人，不知“变谱”之事，续修家谱期间遍访族人，为何也未曾获悉“变谱”的蛛丝马迹？特别是第六次续谱，自2012年至2018年历时六年，是时“变谱说”已在坊间引发争议达17年之久，为何家族内仍无人知晓“秘传”“变谱”之事？更没有发现“藏谱于《易》”的秘密传人。不知300多年来，所谓阁老“变谱”、“藏谱于《易》”是如何在颜山孙氏家族内“秘传”的。不仅颜山孙氏，在《谱乘考》提出“变谱说”之前，般阳孙氏家族内也无人知晓。

《谱乘考》考证“藏谱于《易》”的“秘传”出自临淄韩庄孙氏族人孙安祖（《谱乘考》主编为韩庄人）。按《谱乘考》所述，孙安祖为“般阳孙氏五公支后裔”，“因花边作坊故，广交游于博山周村一带，故对般阳孙氏家族的事知道不少”，所以知晓“藏谱于《易》”。而《谱乘考》所谓的“般阳孙氏老五支”，是将般阳孙氏始祖子玉祖与颜山孙氏始祖克让祖考证为同一人，生在、中、学、端、恕五祖，称作“般阳孙氏老五支”。但是，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章丘《孙氏老茔碑文》记载，在、中二祖为子玉祖之子，为般阳孙氏无疑；而据大口头庄乾隆七年（1742年）《孙氏先茔碑谱》记载（墓碑尚在，中间部分照片见下图），始祖失讳，学、端二祖与恕祖七世孙守政祖为同辈（据临淄大武恕祖家谱记载：恕生环，环生回中，回中生书万，书万生九之，九之生朝，朝生守政），显然《谱乘考》将在、中、学、端、恕五祖考证为同胞兄弟，称作“般阳孙氏老五支”，绝对是错误的。而且据现有资料考证，口头支系与般阳孙氏的关系尚难以确定，孙安祖为恕祖之后，是否为“般阳孙氏五公支后裔”尚有待考证。

 该墓碑上半部分为《碑记》，下半部分为《碑谱》。《碑记》中载有“始迁以来数世名氏失传”，《碑谱》中始祖失讳刻为“始祖”二字，学、端二祖与守政祖同为“二世”。《碑谱》局部拓片见下图。

《碑谱》前四世按原样抄录如下（恕祖支系为始祖、二世恕祖、七世朝祖、八世守政、九世继登、十世栋、来、楼、应选六代，无三世环祖、四世回中、五世书万、六世九之等四代先祖名讳）：

孙安祖为“般阳孙氏五公支后裔”尚存疑，那么，孙安祖通过“交游”能够获悉的般阳（颜山）孙氏家族“秘传”还能称得上是家族“秘传”吗？而且据家谱记载，般阳、颜山两支孙氏元末明初并非同一始祖，清初更非一家，《谱乘考》将般阳孙氏和颜山孙氏混为一谈，将颜山孙氏家族“秘传”说成是“般阳孙氏”也是错误的。更何况《谱乘考》所谓的“般阳”孙氏家族“秘传”，般阳孙氏、颜山孙氏两支族人不仅无一人知晓，更无“秘传”之人，不能不令人对所谓阁老“隐谱”、“变谱”、“藏谱于《易》”的真实性生疑。

遍览《谱乘考》可知，大口头庄孙氏先茔《碑谱》为《谱乘考》考证在、中、学、端、恕五祖为“般阳孙氏老五支”的重要依据，但因疏忽了学、端二祖与守政祖名讳右侧的“二世”两字，最终铸成大错，且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山东省内新修孙氏家谱中被普遍采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

至于《谱乘考》所载“康熙六年（1667年）秋七月己酉（初七），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癸亥（二十一日），赐辅臣遏必隆、鳌拜加一等公”，到“九月丙午（初五），命修《世祖实录》”，这期间四十余日《清史稿》中没有康熙临朝理政的记录，在《清史稿》中并不鲜见，仅康熙亲政至除鳌拜的短短23个月中，超过30天无临朝记录的就有7次，亲政之前则更甚。再者，《清史稿》中没有康熙临朝理政的记录，不一定就是未上朝，更不能证明是微服到了博山，又如何能成为孙廷铨“隐谱”“变谱”的证据？

2、关于“变谱”物证

《谱乘考》将“为帝者师”匾说成是康熙御赐，并作为孙廷铨“隐谱”“变谱”的物证，其实经不起推敲，详见“美食博山”微信公众号7月21日《孙廷铨故居“为帝者师”匾真的是康熙御赐吗？》一文，此处不再赘述。至于《谱乘考》所言“传说康熙特建‘报恩寺’，作为颜山孙氏家庙之用”，则更属荒唐。博山报恩寺《颜神镇志》《博山县志》均有记载，为金明昌（1190—1195年）初建，亦称“南寺”，中殿塑三教像，左建关圣祠，明代由南寺给魏忠贤改建为生祠后称“报恩寺”。报恩寺自初建至今历经800余年风雨，依然矗立在博山城中，为博山人耳熟能详的古建筑之一，比康熙八年（1669年）“擒鳌拜”至少早470多年，如何成了康熙帝所建？又如何成了颜山孙氏的家庙或宗祠？

三、“隐谱”“变谱”保护了那些族人？

“灭族”是中国古代酷刑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商朝的“夷三族”，“诛九族”则源于秦朝商鞅变法之后。明清两代有史料记载的“灭族”惨案比前朝似乎更甚，明初永乐帝更是将方孝孺“诛十族”（加“门生”为一族）。但涉及到家谱记载的至多是“九族”，故《谱乘考》所谓孙廷铨“变谱”保族人当指保其“九族”。历史上关于“九族”有两种说法：一说高祖、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一说父四族（指自身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三族（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二族（指岳父一家、岳母的娘家）为九族。关于九族的两种说法涉及到家谱记载的显然第一种说法范围更大，在此姑且按第一种说法分析一下《谱乘考》所谓孙廷铨“隐变”的《颜山孙氏族谱》，能够保护哪些族人。 

1、《颜山孙氏族谱》所载孙廷铨之九族

按“九族”的第一种说法，《颜山孙氏族谱》所载孙廷铨之“九族”包括：高祖（五世）讳纪1人；曾祖（六世）延龄、延寿、延福3人；祖辈（七世）美、善（无嗣）、霁、震、顺、敬（无嗣）、诚、睿（无嗣）8人；父辈（八世）永昌（无嗣）、景昌、宗昌、元昌、佐昌、翊昌、鼎昌、印昌（无嗣）、有昌（无嗣）9人；己辈（九世）廷鑛、廷钧、廷钎、廷钺、廷铨、廷锺、廷锡、廷鑑、廷鑨、廷镛、廷镇、廷铭、廷铎、廷鉁、廷鍠、廷锳、廷鉽、廷錤、廷鏐19人；子辈（十世）54人，包括其子宝仍、宝侗；孙辈（十一世）75人，包括其孙续端、续厚、续廉、续慎、嗣端、嗣忠6人；曾孙辈（十二世）101人，包括其曾孙16人；玄孙辈（十三世）144人，包括其玄孙28人，共计414人。

2、“隐谱”“变谱”保护了哪些族人

据“变谱说”考证，孙廷铨“变谱”在康熙六年（1667年）。且不论其时孙廷铨的高、曾、祖、父（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均已去世，孙（续廉、续慎生于孙廷铨去世之后）、曾（均为孙廷铨去世后出生）、玄辈是否皆已降生，观家谱所载先祖名讳，除六世祖延龄、延福两支传至八世均已“无嗣”，其他“九族”支系皆绵传不断，世系不紊，如确有“隐谱”“变谱”保“九族”之事，显然只以“无嗣”保护了延龄、延福两支。孙廷铨费尽心思“隐谱”、“变谱”保“九族”，其直系孙、曾、玄辈50人为何不隐藏一二予以保护？若直系后裔隐藏有难，旁系孙、曾、玄辈270人为何不隐藏几人？延寿祖后裔中不保一人只保护延龄、延福两支，这样的“隐谱”“变谱”保“九族”意义何在？

“除鳌拜”距今已是350多年，孙廷铨之“九族”安然无恙，但至今未发现有《颜山孙氏族谱》记载之外的孙廷铨“九族”之人，足以说明《颜山孙氏族谱》所载孙廷铨之“九族”是真实完整的，延龄、延福两支确如族谱所载是无嗣了。同时也说明《谱乘考》所谓“抽取般阳孙氏长支之长”创立的《颜山孙氏族谱》，根本起不到“保九族”的任何作用。“九族”之内未予“隐变”保护，却“分隐始祖名讳，依儒意，按‘易’理重新安排”，将始祖一人分为“子玉（般阳）”、“克让（颜山）”两人，“隐变”至“十七族”（九世孙廷铨上下各加八世），使后人不知始祖的真实名讳，这样的“变谱”意义何在？

综上所述，不仅《谱乘考》提出“变谱说”的依据不能成立，所谓孙廷铨“抽取长支之长支”“隐变”后的《颜山孙氏族谱》也起不到任何保族人的作用。那么，《谱乘考》所谓“文定公将般阳孙氏族谱真实源流藏于《易》理”、“隐谱”“变谱”保族人的家族“秘传”，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