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阁老“献计擒鳌拜”是真的吗？

二〇〇一年版《般阳孙氏谱乘考》（以下简称《谱乘考》）》载：康熙帝于六年八月，太皇太后密授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微服至颜山找他的相国孙廷铨。此说国史不载，但细览《清史稿》“康熙六年秋七月己酉，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到‘九月丙午，命修《世祖实录》”。这期间四十余日没有临朝理政记录，小皇帝哪里去了？于是颜神镇从此有了‘闹龙街’的传说。”康熙由颜山返京后，才以扑击游戏为名，组织“跌扑队”日戏于宫中。康熙八年五月，用“跌扑队”一举擒拿了谋国权臣。

淄川区政协编纂的《孝妇河畔明清名人传》38页载有《谱乘考》主编所撰《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节录），文后注有“载二〇〇四年《文史哲》增刊”。《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出版，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国际书店发行。1951年创刊，初为双月刊。1954年改为月刊。那么《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能够在《文史哲》刊载，是否预示着“孙廷铨献计擒鳌拜”应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笔者以为倒未必然。

一、关于“擒鳌拜”的史料记载

1、《清史稿·圣祖本纪》载：

康熙六年（1667年）秋七月己酉（初七），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己未（十七日），辅臣鳌拜擅杀辅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姓。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乙未（初三），以黄机为吏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起王弘祚为兵部尚书。戊申（十六日），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

2、《清史稿·鳌拜传》载：鳌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鳌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鳌拜益专恣……康熙八年（1669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

3、《啸亭杂录·圣祖拿鳌拜》载：余尝闻参领成文言，国初鳌拜辅政时，凡一时威福尽出其门。因正白旗圈地事，以直隶总督朱公昌祚、巡抚王公联登、户部尚书苏公纳海与之龃龉，乃将三公立加诛夷，圣祖不预知也。尝托病不朝，要上亲往问疾。上幸其第，入其寝，御前侍卫和公托见其貌变色，乃急趋至榻前，揭席刃见。上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因即返驾。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数日后，伺鳌拜入见日，召诸羽林士卒入，因面问曰：“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帝因谕鳌拜诸过恶，立命擒之。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 

注：《啸亭杂录》为清昭梿著。昭梿为努尔哈赤二子礼亲王代善的六世孙，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八年（1828年）。

据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在擒拿鳌拜的过程中，《谱乘考》所言“跌扑计”为关键的一环。但“跌扑计”出自何人，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据《啸亭杂录·圣祖拿鳌拜》所载“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擒鳌拜”应为康熙帝与索额图所谋。

二、索额图与“擒鳌拜”

索额图（1636年－1703年），康熙年间权臣，大学士索尼第三子（《清史稿》误为第二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1668年）任吏部右侍郎（从二品）。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亲政。七月十七日，康熙刚亲政十天，鳌拜即“擅杀辅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姓”。期间因“上不允”，“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卒坐苏克萨哈处绞，余悉如议”。（《清史稿·苏克萨哈传》）面对此情此景，已专权跋扈到如此地步的鳌拜，自然会引起康熙帝的愤怒及索额图（康熙帝叔丈）等皇亲和朝臣的强烈不满。于是康熙帝“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即《谱乘考》所言之“跌扑计”。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索额图又“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正三品）”（《清史稿·索额图传》）。同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额图入谋画”，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了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正式亲政。索额图为擒鳌拜立下首功，八月，升任国史院大学士（正二品）。

三、黄锡衮与“擒鳌拜”

黄锡衮（1621—1707年），又名炳朱，字宗麟，号肇盛，晚号潘湖叟。福建晋江潘湖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人，十三年（1640年）进士（黄锡衮比孙廷铨小8岁，举人、进士均与孙廷铨同科）。据黄锡衮《墓志铭》载：明崇祯庚辰（1640年）联捷进士。初授广西思恩府推官。有治绩，晋巡抚。因忤马士英乱政，遂弃官隐读于武缘起凤山。世乱归潘湖里。大清定鼎，顺治五年（1648年）复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兼理湖南清军盐法；大理寺寺丞、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擢兵部左侍郎，署兵部事。康熙八年（1669年），卿相公因密助圣祖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深受圣祖倚重。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十月入阁参预机务，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纂修世祖实录，充武英殿总裁官……卿相公以政望擢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钦赐“卿相扬祖武”御匾以褒其绩……

此《墓志铭》为时任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所撰，时距康熙八年（1669年）“擒鳌拜”仅38年，文中所载“卿相公因密助圣祖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深受圣祖倚重”定然不虚。而且康熙“擒鳌拜”时黄锡衮以“兵部左侍郎，署兵部事”，即主持兵部的工作，“密助圣祖主政于朝，逮捕鳌拜”，为其职责所在。

四、孙廷铨与“擒鳌拜”

关于孙廷铨“献计擒鳌拜”，国史、方志乃至家谱等史料均无任何记载。在《谱乘考》提出之前，颜山、般阳孙氏家族内也无任何传闻。那么，孙廷铨“献计擒鳌拜”是真的吗？

（一）提出孙廷铨“献计擒鳌拜”的依据

遍览《谱乘考》及《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节录）可知，提出孙廷铨“献计擒鳌拜”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1、“变谱说”“跌扑计”等先世“秘传”

①《谱乘考》第7页《导论·“为帝者师”浅说》载有：“为帝者师”四字，必然包含着特殊因素，所以请从“闹龙街”分析思考，相继而来的孙氏家族无端“变谱”，帝师匾、报恩寺，凌河孙氏谱“驱狐逐狸”之句等；一系列的史籍文证，以及绵传三百余年“变谱与朝政有关”的世传口碑，无不与擒拿鳌拜浑成一体。……康熙微服颜山之行，取得了铲除权臣之计，聪颖的小皇帝秘密返京后即组织“跌扑队”，于康熙八年五月一举铲除了权臣之患。

②《谱乘考》89页《变谱说·擒拿鳌拜是“宸”策吗？》载有：先世秘传，顺治十八年（1661年）帝崩，太子太保孙廷铨，以吏部尚书冢宰身份，“饬百司，定国是，廷议侃侃，辅政大臣不悦，弗顾也。”……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八月，太皇太后密授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微服至颜山找他的相国孙廷铨。……于是颜神镇从此有了“闹龙街”的传说。康熙由颜山返京后，才以扑击游戏为名，组织“跌扑队”日戏于宫中。康熙八年五月，用“跌扑队”一举擒拿了谋国权臣。

2、《谱乘》句

《孝妇河畔明清名人传》38页《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节录）一文载有“《谱乘》句”，原文如下：

①检索《谱乘》中有“御鞍孝江（孝妇河）文林跪”、“微康（康熙）受情到柱（文定代称）里”、“鳌灼炼幼殿哲震，禁纶条睹课诉说”、“警江宣勤德学柱”等章句。说明康熙确实微服颜神镇；说明孝庄皇太后惊魂难定，不得已而密授康熙微服颜神镇求计来了。

②“体乾象乾雍”（《谱乘》句），因为乾隆大搞“文字狱”，史有名言：“同功则相仇”（《菜根谭》），所以在文定公去世六十多年后，公开推出了：“恒城试笔才，能资枢机谱”之“强有配万音，曲迁单、典度居、三招迷溜格”（《谱乘》句）式的六大璇机合璧谱，即今天我们面对着的般阳孙氏群谱。

（二）上述考证依据可信吗？

《谱乘考》言孙廷铨“献计擒鳌拜”为家族“秘传”，且孙廷铨“向康熙幼帝献‘跌扑除鳌计’后，为保吾族平安，实施了全方位的‘变谱’之策。”即所谓“变谱说”。观《谱乘考》可知，其中所谓的“献计擒鳌拜”与“变谱说”为因果关系；提出“变谱说”和“跌扑除鳌计”的依据也是同出一辙，即所谓家族“秘传”和“帝师匾”、“报恩寺”等变谱“物证”，可信与否，详见“沂河孙氏网”《淄博颜山》栏目8月29日《孙阁老“变谱”“保九族”是真的吗？》。只不过在2001年《谱乘考》刊印之后，2004年《文史哲》又刊登了《谱乘考》主编所撰《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一文，其中又提出了新的考证依据，即上述所谓的“《谱乘》句”。

据“《谱乘》句”中所注的“孝江（孝妇河）”“柱（文定代称）”分析，其中所谓的“《谱乘》句”应出自《颜山孙氏族谱》。《颜山孙氏族谱》的确编有《家乘》一卷，记载了上自五世纪祖，下至十三世崇祚祖等41位先祖《小传》。《谱乘考》第四篇第二章也载有41位先祖的《小传》全文。但遍览《颜山孙氏族谱·家乘》，《孙廷铨献计擒鳌拜考》（节录）中的所谓“《谱乘》句”竟未发现有其中任何一句。不仅是《家乘》，即使查遍《颜山孙氏族谱》，以及现知颜山孙氏谱系的贵祖（乐安三岔）、荣祖（博兴崇德庄）、华祖（博兴王文庄）家谱，般阳孙氏岩祖（章丘）、默祖（博山大庄）、谦祖（潍坊昌邑）、让祖（潍坊昌邑）家谱，以及所谓般阳孙氏老五支之口头支系学、端、恕三祖家谱，也未发现有其中任何一句，不知其所谓的“《谱乘》句”出自哪支孙氏的《谱乘》？

（三）孙廷铨“献计擒鳌拜”分析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与鳌拜的矛盾激化始于亲政之后。康熙帝亲政仅十天，鳌拜即罗织罪名擅杀了时列首位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时索尼已去世）。且发生了“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的场景。在这关键时刻，以孝庄太后的崇高威望和非凡才智，以及辅佐顺治六岁登基临朝18年、康熙朝6年的辅政经历，能够让刚刚亲政不满一月的小皇帝离开京师，历时四十多天到颜神镇找孙廷铨问计吗？康熙帝刚亲政即四十余天不上朝，到颜神镇问“除鳌计”，岂能瞒得过鳌拜？对日后除鳌拜是利是弊尚难论定。何况，仅凭《清史稿》中“四十余日没有临朝理政记录”，就断定康熙帝这四十余天未上朝，未免有些武断。

自康熙继位始，孝庄太后既为稳固其帝位而谋划。康熙四年（1665年），十二岁的康熙帝大婚，皇后为首辅大臣索尼的孙女；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为康熙帝皇妃。孝庄太后通过联姻，将康熙与索尼、遏必隆两位辅政大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联姻，也拉近了康熙与索额图的关系。于是，才有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索额图“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索额图“自请解任”当月，康熙帝即“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声色不动而除巨慝”。

据史料记载，在“除鳌拜”之前，康熙帝还设计将其亲信派往各地，鳌拜误以为是委以重任，不料康熙帝迅速安排亲信大臣接掌了六部之中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四部。《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乙未（初三），以黄机为吏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起王弘祚为兵部尚书。戊申（十六日），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康熙帝安排好四部尚书之后仅十三天，即一举擒拿了鳌拜。

而按《谱乘考》所载，康熙微服博山时孙廷铨已“因病归养”近三年，对京城发生的事情知道多少尚且不论，且除鳌拜岂止是一个“跌扑计”即能了事？而康熙除鳌拜之时，距所谓其微服颜神镇已近两年，已是时过境迁。朝堂之上风谲云诡，变幻莫测，孙廷铨远在千里之外，远水能解近渴吗？皇亲国戚，王爷贝勒，满朝文武，孝庄太后和康熙帝岂能将一国之命运，系于已还籍归养五年之久且在千里之外的孙廷铨一人之身？

再者来说，与300多年前黄锡衮《墓志铭》所载“因密助圣祖主政于朝，逮捕鳌拜，深受圣祖倚重”和成书近200年的《啸亭杂录》所载“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声色不动而除巨慝”相比，300多年后《谱乘考》提出的孙廷铨“献计擒鳌拜”，不仅《颜山孙氏族谱》、孙廷铨《墓志铭》无任何记载，家族内外也无任何所谓“秘传”之说，国史、地志更是难寻蛛丝马迹。孙廷铨怕“灭九族”索额图、黄锡衮不怕“灭九族”吗？若确有孙廷铨“献计擒鳌拜”之事，家谱、墓志是否记载孙廷铨及其后人能够操控，国史、地志记载与否岂是颜山孙氏家族能够掌控得了的？

综上所述，所谓孙廷铨“献计擒鳌拜”真的可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