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钟为什么会来武宁杨洲种西瓜？

              孙家珩

在江西武宁广泛流传着孙钟种瓜的故事，这里不仅流传有孙钟当年如何事母至孝、乐善好施、遇仙葬母的故事，而且还留存有各种纪念孙钟的地名，如乌牛岗、瓜湿（畬）口、瓜圃地、西瓜寺、吴王峰等等。

孙钟在武宁种瓜的故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学术界和官方史志中却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简单的理由便是孙氏祖庭与封地分别在山东和浙江，如何就到了江西武宁？又当时孙氏先祖多为仕宦之人，如何孙钟就沦落成了瓜农？

诸多问题，都会让人质疑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作为孙氏后人，深感有责任对这一历史故事的源流作一梳理。

质疑吴王峰之名、孙钟瓜源种瓜故事的，最典型莫过于《武宁县志》收录的清代汪克淑的《游瓜源记》：“此岂好事者为耶？岂孙氏奄有东吴，其先人遗迹，杭与武宁互传耶？抑以先人墓而附瓜圃耶？”总之，作者极度怀疑孙钟在瓜源种瓜故事的真实性。

为什么会出现地方志与民间传说的巨大差异？这应当是一些地方官府学者只重正史而轻视家谱所致。一个家族的变迁史，在家谱中的表现更为详尽，如果只注重官史，断难揭示与理解民间故事所蕴含的意义。

浙江富春是孙武的食邑封地，孙氏一族世代仕宦也是事实，但也正因为世代仕宦，客居在外也就毫不奇怪。据《武宁孙氏宗谱》记载，孙膑之子孙胜为秦将，盖公为秦时汉中太守，知公为武信侯，敻公在汉代任汉阳（天水）太守，孙氏一族可谓世代经略西北。也许因为治理边陲的经验丰富，至耽公又再次被任命为汉阳太守。此汉阳便是甘肃的天水，耽公乃孙钟之父。

至于孙钟，何以又变身而为平民？孙耽为汉阳太守时，适值汉灵帝当政，可以确定的是，孙钟成为平民，与当年的“党锢之祸”有关。在东汉桓、灵两朝，出现了以清流派为主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为主的浊流派展开了激烈斗争。戍守西北边陲的官员，是清流派的中坚力量，是他们首先向宦官发难，如马融、段颎等。至李膺、陈蕃时，两派斗争日益炽烈。清流派被镇压之后，这一派官员广受迫害，或被囚禁杀害，或受株连流放，或为避祸而弃官归田。身居汉阳太守之职的孙耽自然难脱干系。

面对这一乱局，他又有什么表现？综合看来，在党锢之祸发生之前，孙耽便作了在外人看来颇有蹊跷的安排，他将小儿子孙旃留在身边，却嘱托长子孙钟携母举家远避江南。何以有此安排？这与孙耽自家“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有关。

据《孙氏宗谱》介绍，孙耽有两位夫人，元配陈氏，生长子钟；如夫人冯氏，生子旃。为什么是孙钟与陈夫人选择避祸逃亡？原来陈夫人是陈蕃之女，而陈蕃正是清流领袖，这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避祸逃亡。

党锢之祸期间，许多受迫害的清流人士广受民间百姓拥戴，典型的有“三君八俊”，他们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代表，民间百姓多以能帮助到逃亡的清流之士为荣，“望门投止”的故事便是对这一社会现象最生动的描述。这一风尚又以陈蕃曾经主政的地方为甚，而豫章郡自然也就成了清流人士逃亡避祸的首选地。

陈蕃曾为豫章太守，声誉极隆，在民间有非常好的口碑。著名学者马融曾经游学江南，并在豫章开设庠序，更为清流人士的立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当时的武宁县正属于豫章郡管辖的范围。

事实上，清流与浊流之争早在党锢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汉桓帝即位之初，即发生了外戚梁冀铲除李固、杜桥的事件。永寿二年（159），汉桓帝又利用清流人士与宦官铲除了梁冀。之后宦官骄纵日甚，又开始了对清流人士的迫害。期间马融曾先后几次称病辞官，游学归隐，甚至自杀，诸多行为皆为避祸而作，也正因如此，马融得以善终。孙耽之父孙国曾在顺、桓两帝时任尚书郎，属伴君之臣，朝堂之黑暗，自然历历在目。党锢之祸先后发生过两次，据《后汉书》记载，第一次发生在延熹九年（166）；第二次发生在建宁二年（168）。尚书郎孙国与马融、段颎、陈蕃同朝为官，对朝廷的内乱感触更深，何尝不会产生与马融相同的想法。更何况孙国与陈蕃有姻亲关系，基于特有的政治敏锐性，孙国先知先觉，已深感亲家翁处境异常凶险，于是便早作打算，在党锢之祸发生之前预先作出了遣散家属的决定。

因此笔者以为，应该在党锢之祸发生之前，孙钟便已举家避祸逃亡了。按照《孙氏宗谱》的记载，孙钟生于汉顺帝甲戌年（134），基于上述推断，孙钟避祸逃亡而南下时间应该在163年至167年间，时年30岁左右，当时孙坚大约10岁。由孙钟母亲陈老夫人墓葬武宁吴王峰的事实以及丁忧三年半的古制来推断，加上孙钟在武宁地方影响深远、非短时间所能造就的事实，可以估计孙钟寓居武宁瓜源的时间应在十年左右。

避祸武宁，何以谋生？孙钟选择了种植西瓜。他何以有如此的选择？谈到种瓜，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卑微的行业，从而断定东吴势力起于寒门，所谓先祖孙武、孙膑，皆属攀附门第之说。事实上，种瓜这一行业在中国古代乃是非常亮眼、让人羡慕的行业。首先，瓜果尤其是西瓜，在古代至少在孙钟生活的时代，还属于朝廷贡品，从事这一职业能结交到很多权贵，与上流社会打交道多了，自然也就会增加跻身上流的机会。其次，西瓜种植业在当年还基本上属于垄断性产业，仅限于西北一带，因为进入中原地区的多属贡品，所以种子也就难以流入民间，这便是西瓜在当时尚未在中原传播开来的主要原因。垄断经营自然能带来丰厚的利润，种瓜让人羡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种瓜既能获得好的经济利益，又能保持自己的一份清高。东陵侯邵平不愿为官，选择种瓜为业的故事，便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官场失意便做一瓜农，这成了当时文人雅士们的风尚。

很显然，孙钟种瓜不但不能说明他出身平民，反而印证了《孙氏家谱》所载的他出身仕宦之家、与父屯居西北，然后避祸武宁的事实。这一行为还证明孙钟在避祸逃亡之时做好了长期隐居的打算，因为出门在外，远走他乡，首先就必须想到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在当时，西瓜在西北地区是非常走俏的商品，到了江南更是稀罕之物，而西瓜种子又便于携带，所以带上西瓜种子逃亡便成了孙钟非常好的选择。事实也正是如此，正是西瓜种植给孙氏家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我们还注意到，冠以孙钟之名的种瓜之处共有八个。江西有两处，其一就是武宁杨洲的瓜源，其二是今永修县的吴城。浙江也有两处，一是桐庐，二是富阳。江苏则有四处分别在溧水、六合、丹阳、盐城。这八个地方，哪一处才是孙钟最早的种瓜处呢？

要厘清这一问题，首先就应该认识到孙钟沦为瓜农是基于避祸逃亡的一种选择，起初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后来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既然是避祸，那么他的逃亡路线就应该尽量避开经济发达的地区，因而江苏一带便可以排除在首选地之外。从西北到江苏需经过太多的繁华地区，显然不符合避祸上的安全性要求。另一方面，孙钟逃亡虽为避祸，但在其心目中还是有最终归宿地的，这就是先祖起家的地方——富春。有了这两点，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从甘肃天水到浙江富阳，选择哪条路线最为安全可靠，进而再分析确定孙钟避祸种瓜的首选地。

分析结果是：浙江的两处种瓜之地，不是他最初种瓜的地方。既然是避祸，就不可能大张旗鼓、直截了当的表明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富春；而应该迂回曲折、辗转各地，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再到富春定居。因此，富春并不是孙钟种植西瓜的首选地。排除了江苏、浙江的首选地，剩下的便只有江西的两处。根据《吴城镇志》的介绍，孙钟在吴城种瓜之时，俨然就是一个富家翁，他带着十八位长工，在吴城的河洲滩涂上大规模地开荒种瓜，这显然与他避祸逃亡的窘境不符。再说吴城地势平坦开阔，靠近水上交通要道，也根本不符合避祸的环境要求。因此，吴城也应当不是孙钟种瓜的首选地。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武宁杨洲的瓜源。到过此处的人就会知道，瓜源非常适合避祸的要求。正如民间所流传的那样，“有水名修，有鱼名鯈。天下大乱，此地无忧。”武宁尤其是瓜源，自古就是逃难避祸者的理想选择地。这里有奇伟的崇山峻岭，蜿蜒曲折；又有错综复杂的河流港湾，能起到很好的庇护作用。另外，孙钟从甘肃天水出发向南逃亡，最终目的地是富阳。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应沿着川鄂交界处走较为安全，过长江之后则有两条线路可选择，一是进入黄龙山，从修河渡船，直下巾口；二是进入幕阜山，走山路而下，同样可达巾口。这两条路线都可直达吴城，但孙钟并没有直达吴城，而是选择了在武宁杨洲瓜源逗留。是什么原因让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依旧是安全问题。

他避祸武宁，并不是偶然性的选择，而是早有打算。在古代，武宁一直属于吴楚相间之地，春秋争霸时期，孙武相吴，又有伍子胥奔吴，吴楚矛盾十分激烈，武宁一带便成了吴楚相争的主战场。此外，陈蕃曾为豫章太守，武宁在其辖区之内。孙钟作为陈蕃的外孙，定然对豫章郡有所了解。基于这些分析，孙钟的避祸逃亡是有选择、有目标的，其目标就是武宁杨洲洞峡之内的瓜源，只有这里才能让他感受到足够的安全。后来的局势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这一判断，证明他作出了非常睿智的选择。

笔者认为武宁杨洲瓜源是孙钟种瓜的首选之地，还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相关文物和地名，以及广为流传的生动故事。例如这里有孙钟母亲陈老夫人的墓葬地吴王峰，有当年孙钟避祸寓居的小山村乌牛岗，有当年孙钟为种西瓜带领当地山民而开垦出来的土地陂塘，有当年卖瓜的地方瓜湿口，还有孙钟离开后当地老百姓为纪念他而修建的西瓜寺。这一系列的遗址和故事，佐证了孙钟种瓜的首选之地，而其他地区都不具有这些东西。

此外还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孙钟所种之瓜，到底是什么瓜？这在学术界是会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笔者以为，西瓜寺的出现，已非常明确的道明了孙钟当年所种之瓜就是西瓜。西瓜寺一为纪念引进西瓜种子并发展了西瓜种植业的孙钟，二为纪念改变了地方经济面貌的特殊产品——西瓜。就像我们今天纪念袁隆平先生一样，在纪念他的同时，还要感谢一下杂交水稻。西瓜寺表达了如此明确的纪念方式，也就没有必要再纠缠孙钟种的是西瓜还是别的瓜了。瓜源者，瓜之始源也。正因为孙钟种瓜有多处，这里的民众才把武宁杨洲这个地方取名为瓜源，以正视听。

从这一地区对孙钟的种种纪念以及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我们能深深感受到孙钟作为这一地区文明开拓者的地位。是孙钟利用西瓜种植产业结束了掠夺经济的原始野蛮状态，做到了仓廪实而知礼义；加之孙钟孝顺母亲，乐善好施，他的行事风范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地方，改良了风俗，从而使这里走上了文明的发展道路。

尤为重要的是，武宁瓜源作为孙钟种瓜的原始地得到了孙氏家族的一致认同。据《孙氏宗谱》记载：“孙，字迄，立为太子，后封豫章王，访祖迹至瓜圃，见山川环秀，叹曰：‘此地不下庞公鹿门也。’遂携家终隐守先人墓宅，春秋祭祀。”孙是孙钟第五世孙，斯时孙吴政权已趋没落，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其名为隐居，实为

避祸。但笔者以为其避祸于此，犹有难以明说的用心。在孙氏族人的心目中，吴王峰、瓜源有着龙兴之地的特殊含义。孙避居于此，首先当然会请求先人庇佑；而面对这个被孙氏家族视为龙兴之地的地方，他又必然会感慨万千，感叹孙皓等当权的亲族辜负了先人恩德，为此在先人墓前替他们忏悔，以求再修功德，重振宗族荣光。事实上，自此之后，孙的后裔便以“世系出自瓜源”自居，也确实成了孙氏家族中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支。笔者以为，孙氏族人的认同，才是最权威的认同。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武宁杨洲瓜源是孙钟种瓜的首选地，那么其它七处流传的孙钟种瓜遗址又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笔者以为，其他七处种瓜的地方并非空穴来风，同样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们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孙吴文化的发展史。

据《吴城镇志》记载，孙钟在吴城种瓜之时，俨然一派富翁形象。他带着十八位长工，在此开荒种瓜，并引来了各地客商，让昔日荒芜的河洲滩涂渐渐变成了繁荣的码头。《吴城镇志》的记载，来源于当地民众口耳相传至今的故事，断非凭空杜撰，一定有其背后的历史原由。吴城是修河到鄱阳湖的入口处，从瓜源到吴城有百十公里路程。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属沙质土壤，特别适合西瓜种植。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年代，这里无疑又是交通要道，一旦开辟出来，必定是客商麇集，定能打造出一个繁华的商埠码头。这说明孙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瓜农，而且还是一个极富经济战略眼光的奇才，提高了当地农耕经济效益。其实这件事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起因。“党锢之祸”爆发之后,孙耽公被流放交趾,途经吴城,因饱受折磨而身故,安葬于此地。据《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三记载,孙钟、孙旃二人将父亲安葬在吴城山,世称白鹤冢。孙钟在吴城种瓜的故事,实际上发生于兄弟二人在吴城守孝期间。

至于浙江桐庐，则更应当是在吴城事业取得成功后，孙钟继续向先祖老家富春进发旅途中的暂居之处。按《孙氏宗谱》的记载，当时祖父孙国与之同行。可以想象，当时老人年事已高，心系家园，叶落归根心切，而孙钟在桐庐滞留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老人经受不起旅途劳累，已经病倒，所以宗谱中才有“祖殁葬桐庐乌石山”的记载，而桐庐所流传的孙钟种瓜故事应是孙钟照顾祖父并为其守孝期间发生的事。之后的富春种瓜故事便更好理解，那是孙钟回到先祖老家之后，重操旧业的作为。

那么江苏所流传孙钟种瓜故事，又出于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经营，西瓜已成为孙氏家族积敛财富、开枝散叶的最好方式。为扩大种植规模、获取更大效益，配合孙坚招募豪杰、发展自己势力的作为，孙钟随儿子来到江苏，广泛种瓜，为儿子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如此一来，这些地方流传的孙钟种瓜故事同样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孙钟种瓜故事极好的诠释了这一谚语的文化思想内涵，而这也是孙钟种瓜故事能在民间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孙家珩：江西德安人，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孙吴文化研究所长，武宁历史文化研究会孙吴文化研究分会长，九江历史学会理事。长期研究孙吴文化及其与武宁地方文化的关系，主持编纂出版《武宁瓜源与孙吴文化》一书，任此书编纂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