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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名臣-孙叔敖

  孙叔敖(约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孙叔,汉族,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人,楚国名臣。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

人物功绩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荆州孙叔敖墓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 孙叔敖,姓(孙),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事楚国江陵人。父()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事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东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从政之路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

为官之道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为官三怨,贤相可免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治国之道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即国相),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最终,陈、郑、鲁、宋等国放弃晋国,而与楚国结盟,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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