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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中山公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投身民主革命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京报网[微博]杨天石








    



    孙中山拮据一生,他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当过鞋匠,后租种田地6亩余,兼充更夫。孙中山早年求学,后来长期以革命为职业,拮据一生,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他的背后也没有什么财团支持他。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大地回荡了近50年。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有态度更为激烈、否定更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此,自然是了解的。

根据可靠资料,孙中山曾于1905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走访社会党(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接纳他正在组织的政党。孙中山阐述的该党纲领有两条值得注意:1.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2.采用机器生产,但防止欧洲已经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情况,使“工人阶级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显然,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纲领。稍后,孙中山又特别将英文中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翻译为“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他特别提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革命决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这就说明,当时孙中山就在追求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一面尖锐地指斥:“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一面勇敢地预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他设想,在他的“民生主义”推行之后,实业将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劳工将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不仅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而且将“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1915年11月,孙中山再次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他呼吁执行局:提供人才,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孙中山也力图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种“破天荒的政体”。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尖锐地指责欧美等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此后,他曾设想过一种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模式,企图使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曾对后起的与法、美不同的苏俄模式感兴趣。1924年,他多年来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终于凝聚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顾名思义应该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处处为资产阶级着想的人。但是,综上所述,孙中山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为资产阶级着想的成分。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可以将他称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支持并不多。辛亥革命前,国内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投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不赞成他的武装起义方案。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对孙中山的“激烈”主张不放心,很快选择了袁世凯。其后,孙中山到处旅行、演讲,宣传“社会革命”,但是也到处受到反对。他的旧日战友公开声明:“近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明确地要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13年,他发动“二次革命”时,遭到资本家们的普遍反对。1924年,广东的商人们更发动“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固然,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但其参加者大部分还是一般工商业者。假如孙中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述情况吗?

近代中国,特别是戊戌维新以后,随着大批年轻人出洋留学,也随着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是此前中国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以出卖脑力和知识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当权派,在社会身份上属于“平民阶层”或接近“平民阶层”。其中有些人附庸于清朝政府,或附庸于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始终以“平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驱使他们投身革命的动机是救亡,是民主,是将中国从列强瓜分和封建压迫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自然,他们在设计未来社会的模式时,易于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孙中山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我觉得,与其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为妥。

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条具体纲领来看,也不应把他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

说到这里,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孙中山提出的两条具体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征税;一旦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该片地价增值,则原价归地主,增价为全社会所有。例如,上海黄浦滩的某片土地,地主报价100元,后来增值为10000元时,地主所得仅为100元,而其余的9900元则按照“涨价归公”的原则,“为国民所共享”。同时,国家还可以按100元的原价收买这块土地。这一政策,剥夺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成为暴富的机会,既使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又使国家可以廉价取得为发展国有经济所必需的土地。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简便办法。

“节制资本”,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首先要发达国家资本,同时节制私人资本。凡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兴办的企业,如银行、铁道、矿产等,由国家经营、管理;凡能够“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这里有人会问,这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问题是:孙中山虽然表示过,要保护并奖励民营企业,但是,第一,孙中山主张,不能让这种“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之生计;第二,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孙中山为“私有资本”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他曾在《实业计划》中宣布,“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请注意这里的“一概工业”四字,由此不难想见,他所准备组建的“极大公司”的规模。

“国有”、“公有”、“私有”之间的长短优劣,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待历史检验。从孙中山的感情和态度考察,他始终袒护“公有制”。1922年12月,美国一位记者访问孙中山,谈到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病,孙中山就不以为然。一方面,他表示:积累经验,数十年后,问题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他明确声明:“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请问:这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吻吗?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人们总以为事物越纯越好,其实不一定。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曾经谈到,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连俄国都没有资格实行,何况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可见,孙中山不是不想一步就跨进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是认真考虑过中国国情,同时也考虑到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强大活力。非不愿也,势不能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很快进行了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随后又开始了“大跃进”,一心想建设没有任何杂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但是,因违背基本国情和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结果却是遭受很大挫折。

从实践来看,允许资本主义适当发展的不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俄国的列宁,最初搞军事共产主义,行不通,于是改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成分中的一种。很显然,并不能因此就可以称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流行着一种“非无即资”的思维方式。据说,“百家争鸣”其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之争,于是,凡与“我”不合者或与某些“经典”不合者均成了资产阶级。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帽子满天飞;在学术领域内,不少历史人物常被不加分析地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但并没有作任何严格的论证与分析,把孙中山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史学研究已迈入了正常的研究轨道,因此,对于孙中山的定性问题也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判断。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此说与事实不合。近年,我在《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版)一书中对孙中山的定性问题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认为,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这里,我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个观点略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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